个人经历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

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

1944年丧父。

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

1953年高中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做报考大学的准备。

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

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

1958年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题材，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通过对17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

1999年，他推出长篇小说《大翻身》。

以上资料来源[1]

作品风格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在创作思想上受存在主义影响，写作方法受现代主义影响。出版有《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十二卷）。他的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和瑞典文，作品主要反映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

他的作品描写的主要舞台都是被称为“山沟村庄”的故乡四国的茂密的森林。在《万延元年的足球》、《同代人的游戏》、《给令人怀念的一年的一封信》等主要作品都一再出现故乡的森林。这两种“个人的”体验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并编织出宇宙和神话的文学世界。

大江虽着眼于重视对家庭和村庄这种“小世界”的描写，但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核和地球环保等人类当前面临的“大课题”。大江已完成长篇巨著三部曲《燃烧的绿树》。

主要作品

婚姻家庭

父亲

大江好太郎，著名武士。

妻子

伊丹缘：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1960年结婚。

儿子

共有三个孩子，长子大江光，出生于1963年，因先天性头骨缺失痴呆，正因为长子的残疾引起大江健三郎对核战争的思考，创作出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

人物评价

大江健三郎

诺奖评语

1994年10月1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2]

学者评价

大江健三郎的很多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令人瞩目；由于从小生活在日本农村，熟悉日本的方言俚语，而后来又深受法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因此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和洋合璧”的奇妙色彩；同样由于深受法国作家萨特等人的影响，他的小说惯用象征的手法，从小说标题、故事情节到主人公姓名，常常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结构迥异于传统小说所强调的前后照应、脉络清晰，情节场面的跳跃很大，因而也比较费解。

——陈云辉（韩国庆南大学教授，韩国庆尚大学日本文学博士）

大江健三郎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创作理论上也进行了不懈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想象理论的不断探索上。大江健三郎对想象力问题的关注，首先是萨特的“存在——虚无——自由”、“形象——想象——自由”，其次是巴什拉的“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最后是布莱克的“想象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通过对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认识论大师巴什拉的想象理论的反复确认，最后在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布莱克的想象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形象的分节化”的课题，从而为想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这无论对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创作，还是对普遍性的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主动自觉地追随一种理论的指导，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加以发挥，应该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琢（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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