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费尔普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伊文斯顿，在哈德逊河畔的黑斯廷斯长大；

1955年获美国阿姆斯特学院文学学士学位；

1959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

1960－1966执教耶鲁并在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随后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获教授职称。

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2010年4月被闽江学院和福建新华都慈善基金会聘请为新华都商学院院长，目前已正式上任。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2006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Fellow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1982)；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0)；

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r (2008)；

Premio Pico della Mirandola for humanism(2008)；

Kiel Global Economy Prize(2008)；

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通货膨胀不仅和失业率有关，也跟企业及雇员对价格的预期有关，并将基于理性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引入到就业决定理论与工资-价格动态均衡和提出经济增长的资本累积黄金定律等。

通货膨胀与失业率

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研究

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历来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方面的理论探讨早在凯恩斯的《通论》中就有所涉及。根据战后初期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即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从凯恩斯的角度来看，保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十分简单：把总需求保持在足够高的水平上以避免不充分就业，当然也要防止总需求过高造成对劳动力的超额需求（过度就业）和通货膨胀。

利用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菲利普斯分析了英国货币工资变化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工资变化率上升，则失业率下降；货币工资变化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萨缪尔森和索洛证明了美国也存在类似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基于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还对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货币工资在总成本中占有相对稳定的比重，并且企业往往采用成本加成的方法进行定价，因此就可以用通货膨胀率代替货币工资增长率来形成新的菲利普斯曲线，

以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无疑，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推翻了标准的凯恩斯模型，尽管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手段来增加就业，但这会造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经济政策上来说，政府在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目标，因此政策制定者只能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均衡。

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只是对一种统计关系的概括性表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置疑之处。疑问之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变动的微观理论基础何在？根据利普西的论述，是产品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需求，在工资率上升之后通过成本推动使物价水平提高。

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解释可以简单表述为：当失业率较低时，一方面，企业出于对劳动力缺乏的考虑会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会组织也会要求提高工资，这两种压力将导致货币工资率的上升，平均劳动成本的提高反映在价格水平上即形成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相反，当失业率较高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较充分的选择权，工会组织也不敢贸然要求提高工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货币工资率就比较低，从而通货膨胀率水平也比较低。疑问之二则来自于其替代规律本身，菲利普斯曲线表明通过允许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永远实现高就业率，但这与传统经济理论显然是有冲突的。

因为经济学经典理论认为，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变量是由实际力量而非名义力量决定的，或者说，货币从长期来看是中性的，货币供给的变化只能够影响价格水平，对产出或就业则不起作用。疑问之三还在于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即使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失业（即摩擦性失业）问题。尽管一般都认为充分就业并不意味着零失业率，但很少有理论具体说明了摩擦性失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在实践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替代关系与西方国家1950～1960年代的情况还基本符合，但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无法解释的。这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求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修正。

费尔普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在把企业的工资和价格调整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之后，他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进行了修改。费尔普斯充分考虑了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对预期和非预期通货膨胀作了严格区分，并对这种区分的宏观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从而形成了众所周知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

与利普西等人的研究不同，他强调了并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决定了失业水平。费尔普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三篇最重要的论文上：在1967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最优失业率》中，他分析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长期权衡情况下的最优需求政策；1968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动态货币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均衡》，以及收集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中的同名文章重点研究了摩擦市场中工资调整与均衡失业率的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应该是描述价格、实际工资水平与预期水平的差别是如何影响实际就业水平的。在引入预期理论之后，他提出了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并不存在权衡替代关系，因为在长期中实际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

在此基础上他指出，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在均衡失业率水平上与纵坐标轴平行的直线（菲利普斯曲线的纵坐标轴表示通货膨胀率，横坐标轴表示失业率），这是过去50年来宏观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在于表明了尽管货币扰动的真实效应在短期非常重要，但它们纯粹只是暂时性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可能长期偏离其实际水平，因而真实就业水平会在较短时间内回到仅由真实因素所决定的自然水平上。

基于此，费尔普斯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理论内涵是：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这显然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有必要补充的是，对菲利普斯曲线做出修正的还有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因此在引入通货膨胀预期之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正经常也被称作弗里德曼－费尔普斯修正，他们也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充分就业情况下的失业率。但与费尔普斯不同的是，弗里德曼并没有把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一个正式的模型中。

对于上述预期增强准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后来曾指出其中的一个缺陷是价格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没有任何微观经济学说明。对此，在后面的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从劳动经济学入手尝试性地搭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沟通桥梁。费尔普斯构建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模型，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

在失业率达到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之后，每个厂商都将通过提高其工资水平的手段来提高相对工资，从而降低本企业的离职率；但所有厂商都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各个厂商对其他厂商货币工资的预期持续过低，从而导致非均衡的出现。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需要一个合适的失业率水平来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据其劳动力转换模型，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一个充分低的水平上的政策，都会引发工人的频繁跳槽活动，

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进行的总需求管理手段，并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任意选择失业率水平，总需求管理的方法只能造成对自然失业率的暂时偏离。长期来看，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率的水平上，并且在任何均衡路径的任何点上，都会存在因为不能通过以低于现行工资提供劳动取得工作机会而造成的非自愿失业。

在后面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已经对自然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做出了一些解释，希望能够揭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他建立了“失业的跨期一般均衡模型”，这也是宏观经济理论框架中第一个正式的所谓“效率工资”模型，其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动态特征。在随后的研究中，费尔普斯进一步扩展了对自然失业率随时间变动这一动态特征的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失业滞后的观点。

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道路上，受费尔普斯的影响，不完备信息一度成为新古典学派的中心研究主题，比如卢卡斯利用费尔普斯的岛屿模型分析了货币冲击如何导致经济周期波动，但卢卡斯采用了理性预期，而不是费尔普斯采用的适应性预期。不过，其结果却是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费尔普斯的结论得到进一步强化。他们研究发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系统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无用武之地”，因为它将被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中，由此造成的价格变化将消除货币政策的效应。

另外，在费尔普斯与他的学生约翰·泰勒共同完成的《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1977）一文中，他们考察了把适度的工资和价格粘性引入到标准理性预期模型中的情况，这同样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货币当局政策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费尔普斯关于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总储蓄率是否太低的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社会应该如何在当代消费和下一代消费中做出权衡。对此，费尔普斯强调了代际公平的目标，对最优资本积累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扩展了动态无效率的概念并据此讨论了应该维持一个怎样的储蓄率。稍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代际福利的比较，提出了考虑储蓄率决定的问题的新思路。

采用由索洛（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斯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费尔普斯把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放到了增长模型的框架中。索洛－斯旺模型描述了一个运用资本和劳动生产单一产品的经济，假定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总量生产函数是一阶齐次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于生产性投入，劳动力以一个给定的外生比率增加，不存在技术进步和折旧，技术进步是哈罗德中性（增加劳动型的）。

那么在长期稳定状态下，产出的增长是由有效的劳动力增长率，即由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所决定的，而与储蓄率和投资率无关。因为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或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抵消了，而后者是由于新古典模型假定资本报酬递减。

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只会影响均衡时的人均消费水平，即只具有水平效应而不具备增长效应。费尔普斯对此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一个社会的储蓄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在索洛－斯旺模型中合意的储蓄率应该是多少？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储蓄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换言之，为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有多少投资用于研发，又应该有多少用于人力资本投资？

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在他1961年的论文《资本积累黄金定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推导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

黄金法则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满足一个简单的条件：储蓄率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在1962年的论文《风险资本积累的序数效用分析》中，他又考察了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问题，讨论了为什么不同收入类型的消费者拥有不同的储蓄率。后来在1968年与波拉克共同完成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分析了时间不一致偏好问题。

对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与研发投资结构的问题，费尔普斯的研究将黄金法则推向一般化。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的最大化，用以提高技术水平的研发投资也应当调整到其回报等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

在1966年与尼尔森合作完成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他们论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如何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

另外，他们的研究结论还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回报在技术高速变迁时代往往较高，因为这种情况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近十余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新技术的迅速扩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对此的一个佐证。

除了上述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之外，费尔普斯的成就还表现在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方面。由他发起的关于统计歧视的讨论导致了最优所得税结构的新结果，以及对最优通货膨胀税的重新审视。

费尔普斯对统计歧视的研究集中在其1972年的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以及同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中（几乎是在同时，阿罗也发表了关于统计歧视的重要论文），该理论强调了当企业主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在单个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分组数据），即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

在公共财政方面，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设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率，但政策制定者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看不到工资率（或者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布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接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这就是所谓的费尔普斯－萨德卡结果。

另外，经济理论长期以来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但费尔普斯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注意到，通货膨胀对政府而言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做出最佳选择。由此，费尔普斯认为应该维持一个合意的通货膨胀率（必须是适度的），以在各种税收之间达到均衡。

贡献与价值编辑 语音

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最终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颁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今年73岁的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但凡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能从书本上认识这位学者——首先是他的研究触角广泛。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

此外，他的思维能够超出“宏观”本身，能将微观主体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起来，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破解凯恩斯难题

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的凯恩斯理论留下了两个问题未解：一是为何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二是“有效需求”的减少为何引发失业率的上升，也即为何货币工资和价格不能马上下降以阻止就业减少？挑战就在于如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解释这些问题。

费尔普斯在1968年的论文中建立了劳动力转换模型。在他的模型中，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其行动相一致）并不能消除失业，甚至不能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强调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因此工资必须是能够减少员工转换工作的频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资”，这个数字要比均衡时的工资高，由此解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

如果“有效需求”未被察觉地增加推高了货币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而企业并没有预期到这种增加，那么就业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真实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超过了预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会提高失业率。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处于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

1969年1月，在宾夕法尼亚的一次会议经济学家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后出版的名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的论文集，掀起了对这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的第一轮研究热潮。

在1969年的论文中，费尔普斯又建立了“岛屿模型”，阐释了即使工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水平，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岛屿到工资更高的“岛屿”去的过程中也处于失业状态。

这些模型的重要发现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会影响失业率。比如在“岛屿模型”中，如果工人预期的平均工资低于真实的平均工资，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于真实平均工资的工作从而停止寻找，这样的话失业率会下降。

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费尔普斯都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而70年代中的大部分时间，费尔普斯致力于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每个经济人都能够进行理性预期，那么对均衡的偏离就只能是货币性的。他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在理性预期的情况下，对均衡的背离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失。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

菲利普斯曲线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费尔普斯在解释凯恩斯难题的同时，还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在1958年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旨在证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存在反比关系，即容忍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助降低失业率。然而，费尔普斯对完全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来制定政策提出质疑，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

他的理由是，无论失业率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人们和企业预期通货膨胀会上扬，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把商品价格定得更高。这样一来，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变成现实，结果是失业率不会继续下降，然而通货膨胀却会走高。费尔普斯提出的这个经济学模式，被称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费尔普斯的理论表明，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低通胀率也会导致未来的低通胀预期，进而有利于未来的政策决策。

这一研究成果增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而最关键的事实是，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今天，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都是政策制定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为看重的贡献。

把人的因素放入经济模式

费尔普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多样而且卓越，很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迄今仍经常被引用。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

先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平衡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则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从而正式确立了他的经济增长理论。“黄金律”通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最优化的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

他在关于“黄金律”的论文中，还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

费尔普斯的理论显示，未来的经济政策如何取决于人们今天的行为以及他们认为明天会发生什么。“我试图把人的因素重新放进我们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估计其他经济参与者同一时间在做些什么以及对未来的预测。政府和个人必须在没有掌握全部信息的情况下作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经济到底是怎样在运作。”

费尔普斯还研究过活力、也就是新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课题，试图找出技术革新在美国不断涌现、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却很薄弱的原因。2004年他在接受纽约《太阳报》的采访时表示，缺乏活力、也就是对工作和生意的态度不积极，是包括就业率低、生产力比较低等欧洲存在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

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维布尔指出，费尔普斯的理论有助于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制定经济政策。中国和印度都面临着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制定经济政策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费尔普斯恰恰提出了一种框架，一些基本原则，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来进行分析。”

然而，这种研究方式在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是欠缺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没有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系统解释。

在社会经济变革的形式下，中国更需要开创性的宏观经济研究，可以借鉴费尔普斯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甚至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曲线，不仅仅是预测经济增长过快或者过慢，而且是研究经济处在何种增长的阶段，并找出“微观”和“宏观”连动的原因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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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费尔普斯1982年获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2000年获选为美国经济学会杰出院士。

2001年为表彰他的成就，举办了学术研讨论会并收集论文成册。包括清华大学（2007年）在内的中国多所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

2008年，他被授予骑士荣誉军团勋章，并获得意大利皮科·戴勒·米兰多拉奖、基尔全球经济奖。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成立了费尔普斯研究部门，并设立费尔普斯创新勋章。

2011年，获得路易斯·布罗恩创意领袖奖，并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2012年，被评推选为爱尔兰三一大学所属的哲学学会荣誉会员。费尔普斯还获得诸多荣誉博士学位与教授职位，最近的博士学位由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2010年授予。

2014年，他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和耶鲁大学威尔伯十字奖章。全球金融博物馆2015年在北京授予费尔普斯终身成就奖。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2006年，埃德蒙·费尔普斯因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成长经历

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伊利伊州伊凡斯顿，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当时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通过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萧条也成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第二年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菲尔普斯逐渐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

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他把微观经济学引入了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

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于是菲尔普斯选择了那里。在那儿，菲尔普斯师从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宾。

在这段时期，托宾、托马斯·斯凯林、阿瑟·奥肯等著名学者的杰出智慧和不倦教诲，使菲尔普斯受益颇多。一些中欧经济学家也对菲尔普斯产生了影响，他对这些经济学家所重视的预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菲尔普斯1959年6月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尔普斯不久就感觉到，那里的环境并不符合他做学问的愿望。恰在此时，耶鲁大学的考勒斯基金会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职位，于是1960年菲尔普斯重返耶鲁。

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对其研究工作的一个回报，菲尔普斯还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62~1963年对其进行访问的邀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菲尔普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

菲尔普斯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瓦尼亚大学，翻开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60年代后期是他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根据菲尔普斯的回忆，在那段属于职业生涯开始起步的几年中，他就像一个不断溢出思想的容器。

就是在这一时期，菲尔普斯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模型，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批评和发展。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瓦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著名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随时间变动的最优就业”，就是在该年冬天完成的，该文于次年发表并引起广泛瞩目。

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1971年秋天，菲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过变更工作，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他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菲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经济公平问题、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非一致工资或价格制定、非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同以及理性预期本身等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

80年代，菲尔普斯开始想用一本导论性教科书把自己认为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记录下来。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面世。1990年,菲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自己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

在刚刚步入60岁的时候，菲尔普斯撰写了自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算和检讨。回顾过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这些成就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更是一种满足。他感到自己的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平和的阶段。

在他看来，学术影响并不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从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报，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而非外界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社会任职

担任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协会副会长、布鲁金斯经济事务委员会资深顾问、美联储学术会议专家、美国财政部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顾问、《美国经济评论》编委等。

人物评价

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他关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问题的研究，以及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放到统一的跨期权衡分析框架中。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考察不完备信息和摩擦市场中单个企业与居民的行为，费尔普斯重新塑造了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他建立的预期修正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对立的关系，对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研究结论表明，未来经济稳定政策的可能性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策：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定。费尔普斯对最优资本积累的研究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每代人都能从总储蓄率的变动中获益；他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同样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由于这些丰富的成果和突出的贡献，费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称得上是实至名归。

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何合理、有效地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是当前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向；如何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也是决策当局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