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婚内强奸

所谓婚内强奸，是指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1]倒退十年，这类事情闻所未闻，而这几年，上海、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却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为的案件，并且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亦多有分歧。婚内存在不存在强奸，“婚内强迫性行为”算不算犯罪，这一在理论界、司法界一直争议很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凸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

案例分析

婚内强奸

堪称婚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的当属王卫明。被告人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于1993年结婚，婚后王卫明逐渐暴露本性，故夫妻之间逐渐产生矛盾，矛盾越来越大，争吵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于1997年10月8日，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应王卫明离婚之诉判决准予离婚，但判决书尚未送达当事人。就在这期间，被告人至钱某处拿东西，见钱某在收拾东西，便提出性交的要求，钱某不允，王卫明便使用暴力强行与钱某性交，且致使钱某的胸部，腹部等多处地方被咬伤，抓伤等。上海青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惩处。[2]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明的犯罪罪名成立。1999年12月21日，青浦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第72条第1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发生在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李某被安徽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正当人们对上述两案的案情及其判决结果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之际，远在内陆的四川又发生了一起婚内强奸案。2000年的3月23日，四川省南汇县法院对一起类似上海青浦的“婚内强奸”案作出了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一审判决。

这几个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同样是“婚内强奸”，相似的案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决。

国外规定

婚内强奸

翻开国外的法律，不少国家对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他们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德国

《德国刑法典》第117条规定：“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之立即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两年以上自由刑。”

泰国

泰国刑法第276条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配偶以外之妇女”；奥地利刑法第201条规定强奸行为是“婚外之性交”。

美国

美国伊利诺州刑法典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不是妻子的妇女”。二是明确规定婚内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

《新泽西州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罪的主体，这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类似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美国新泽西州之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内布拉斯和俄勒冈等州，在立法上都作了类似的规定。

印度

《印度刑法典》规定：“当妻子是15岁以下的幼女时，丈夫强迫其性交可成立本罪。”

英国

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可以对妻子犯强奸罪。

我国规定

“婚内强奸”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中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在《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包二奶”、离婚过错赔偿、家庭暴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条件等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均在条文中给出了说法，但同样为公众所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却未有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强奸罪的主体只能限于男子。那么，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刑法条文是个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法律对此未置可否是导致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陷于两难境地的内在原因，不同地方的法院作出迥异判决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心理分析

婚内强奸

发生“婚内强奸”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男女两性在性欲上的差异：男子性欲强烈，性兴奋来得急促，一旦发动起来就难以遏制或中断；而女性性欲驱动比较慢，性兴奋出现也比较迟缓，可以适时而止。有了这种生理上的差异，出现男性欲望勃发，而女性无动于衷的情况，就成为一种必然。但由此而推论下去，并不等于说“婚内强奸”也是必然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种生理差异。有些男人是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他们一有性欲望，就立刻需要得到满足，这时候妻子就完全成了他们获得性满足的工具。还有些男人心目中没有妻子的地位，或者自以优越于对方好几个等级，甚至把性生活当成对对方的赏赐，让这种丈夫来细心揣摩妻子的心思并为此而费神费力是不可思议的。在以上几种人的婚姻生活中，“婚内强奸”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然，那些经常有专横而强暴表现的丈夫并不总是对妻子漠不关心。有些男人片面强调自己的主动作用，以为只要男尽其所能，女人的情趣迟早会调动起来，如果没被调动起来，只能证明自己还没有尽到力量。因而，在他们发现妻子的不情愿表示时，不但没有及时收敛举止，反而会变本加厉。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这些男人便在性生活中做出了过火的行为，但如果说他们是“婚内强奸”，却实在有些冤枉，他们毕竟是出于善意。

作为妻子，如果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是有权加以拒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私而粗野的丈夫，妻子更应该据理力争，促使其反省自己的行为。但是有这么一种倾向应该加以注意，那就是有些女性完全以自己的情绪为标杆，丝毫不考虑丈夫的性欲特点。这种女性在家里通常扮演“霸主”的角色，事事让丈夫听从自己的安排，即便在性生活中也不肯下放主动权。如果丈夫主动提出要求，不但不去加以善意的理解，反而一味指责丈夫粗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状告丈夫强奸的事情，那就完全是妻子的不对。

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是两个人的生活，应该是双方设法消除差距，如果妻子一有不如意便拒丈夫于千里之外，那么夫妻间的性生活就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丈夫时刻做好准备，只待妻子一声令下，才可披挂上阵。假如夫妻间的性生活变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显然是极不正常的，会衍生出许多不该发生的问题。由此可见，只要夫妻间相互体贴，相互理解，所谓婚内强奸是根本不存在的。

异议争议

相关影视作品

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本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违背妻子意志的手段奸淫妻子，丈夫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一问题，中国学术界争议较大，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全盘否定说

除了教唆，帮助他人强奸妻子，以及误认妻子是其他妇女而强行奸淫的，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以外，丈夫强奸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丈夫基于合法婚姻存在这一前提性事实而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因为配偶间的自愿性生活已作为婚姻契约中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受到法律认可，只要婚姻契约不解除，性生活的合法性就不容置疑。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其在行使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而，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但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非法。在我国，从习惯到法律，都没有认定丈夫强迫妻子与其性交构成强奸罪。全盘否定说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向来以自己“代表妇女权益”自称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也认为：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性交，不属于犯罪，只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妥当行为”。

全盘肯定说

丈夫强奸妻子的构成强奸罪。其理由是“强奸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丈夫自然也是如此。性的不可侵犯的的权利是妇女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明确指出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意志，采取强制手段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折衷说

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既不能置夫妻间婚姻关系于不顾，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未把丈夫和妻子排除在强奸罪的行为人，被害人之外，那么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也不能过分强调夫妻关系却又把夫妻关系等同于性关系，甚至等同于一般的债权关系，遂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丈夫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均不构成犯罪。折衷说的结论为：一般情况下丈夫奸淫妻子不构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构成强奸罪：1、男女双方虽以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且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关系，而女方坚持要求离婚，男方进行强奸的。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丈夫进行强奸的。

折衷说认为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期间，丈夫进行强奸的才能构成强奸罪。那就意味着处于正常时期的夫妻关系发生婚内强奸，妻子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也得不到安全的保护。这比婚外强奸更可怕，因为婚外强奸中被害人可以得到有利的保护，犯罪人也能绳之于法。然而，在婚内强奸中，妻子却无处申诉，将可能反复遭受丈夫的性摧残。

行为界定

强奸罪

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它具有如下特征：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客观上行为必须具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使妇女不能抗拒，不敢抗拒的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强行奸淫的目的。这里的妇女并没有把妻子排除在外,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关键所在.很明显，婚内强奸符合这个条件。

犯罪要件

立法机关未将丈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也未将丈夫列为特殊的强奸犯主体，即所谓的“婚内强奸主体”。从客体来看，强奸罪客体是指人身权利中特有的性的权利。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妇女的性权利是妇女的一种特有的人身权利。侵犯这种权利，违背了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交行为的权利。

社会危害性

除了分析犯罪要件外，确认一行为构成犯罪的首要依据在于该行为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具有应受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婚内强奸除了给妻子造成一定的生理损伤外，给妻子造成的心理损伤（如造成性的厌恶与冷淡等）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关系中，这种心理损伤将会更为严重。如果一个妻子把性生活作为爱慕的表达方式，而丈夫则出于自私，恶意或其他非正当的原因强迫与其妻发生性行为，那么，丈夫的行为对其妻子所产生的心理损伤与其他强奸行为相比没有本质区别。

从立法原则看

从立法原则看肯定丈夫强奸妻子构成强奸罪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有人认为，既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也有强奸问题存在，那么只要夫妻关系存在就不应存在强奸问题，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此说是不妥的。第一，依据该说将会得到一系列谬论，如，《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杀害妻子的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则丈夫杀害妻子就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吗？第二，刑法规范是一种普遍性规定，《刑法》根本不可能对其所禁止的每一事项及其具体细节都作出明确规定。

法律要符合自然权利

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自然权利却位于法律之上，法律要尽量符合自然权利。如言论自由，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任何对他进行限制的法律都是与自然权利相违背的。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的性权利，都是人的本能，是一种自然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性的自然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结婚并不能剥夺女性的性的自然权利，妇女仍有权利支配她的性生活（此处仅指婚内。婚外恋是道德问题），所以法律要尽量保护妇女的这种自然权利。 

犯罪认定

强奸罪

上海某区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被告王某是上海某公司的职工。1996年6月和1997年3月，王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两次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求。法院做出准予离婚的一审判决，然而判决尚未生效，王某来到原住处，见其妻钱某也在，便欲发生性关系。遭拒绝后，即反扭钱某双手强行实施性行为。

法院认为虽然准予离婚的判决书尚未生效，但双方对离婚判决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王某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此案之所以引起法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盖因此案的犯罪者与被害人在犯罪发生时夫妻关系尚存（毕竟判决尚未生效）。综合各家论说，对此刑案判决的反映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无条件赞同婚内强奸成立犯罪论；有条件赞同婚内强行性行为成立强奸犯罪论；反对婚内强行性行为成立强奸犯罪论。

前述各种观点，均围绕是否强奸罪而展开，却忽视或误解了中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而此处之“法律”，显然不限于刑法，它是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犯罪要件，应当依据包括刑法、婚姻法在内的法律。

虐待罪

那么，能否得出结论说：夫可以对妻为所欲为、视妻为性奴隶？

结论完全相反。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权利的行使必须采用正当的手段。如果手段不正当，则仍然为法律所禁止，只不过因行使权力的手段不正当所触犯的罪名与本无相应权利而实施的危害行为构成的罪名存在着此罪与彼罪的差别。

刑法上排除夫对妻成立强奸犯罪的可能，是基于刑法作为后盾法必须与婚姻法之间保持协调，不致因刑法的适用产生与婚姻法义务的抵触。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对丈夫侵犯妻子权利的行为无能为力而袖手旁观。

刑法为了惩治妨害婚姻家庭制度的危害行为，专门设有相应条文。其中可适用于本文所述案例的法条正是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该条第一款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款规定：“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此条规定的正是虐待罪。

虐待罪的犯罪客体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与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谐的性行为是夫妻双方生理与精神上的愉悦，而丈夫对妻子的强行性行为，则是对妻子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与摧残，而这正符合虐待犯罪的客观特征。惟虐待罪的成立需要“情节恶劣”的要求，故丈夫如果采用暴力手段强暴妻子，使其肉体与精神呈现出莫大痛苦，则当属于“情节恶劣”范畴。此案中，据检察官应记者采访时所说，本案被告人在强行实施对妻子的性行为过程中，致妻子身体多处受伤，被害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丈夫的行为给其造成极大的痛苦。

因此，本案认定虐待罪，要件齐备。认定虐待罪，另有诉讼法上的益处即可有效界定刑事司法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界限，因为告诉才理的本罪可有效避免公权介入私生活时的尴尬。

发生原因

有种很流行的看法：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在基本进入电器化时代的人们，婚姻遭受现代生活潮汐的日夜冲刷，再也不像花月作家描写的那般浪漫。婚姻与爱情，爱情与性爱不再那么协调和有机联系。于是，便有了受社会各种契机而诱发的婚内强迫性行为。这也是那些做丈夫的人原始兽性的显现。婚内强迫性行为的发生，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性欲反差过大：丈夫身强体壮，外无事业困扰，内与家务绝缘，自然有较为强烈的性欲；妻子身体瘦弱，常受家务拖累，加之生育小孩后，对性生活便少了兴趣。如果在这种因性欲反差过大的夫妻间，时常发生强迫性行为，便认为夫妻已毫无情感可言，未免言之过分。事实上，这种丈夫中，有很多人是很爱自己妻子的。但是，由于这种爱无法在自然的性爱中得到体现，他们便有了强迫性行为的冲动，而这种冲动又往往使夫妻情爱逐渐贬值。

二、性欲消除烦恼：无论是多么般配的夫妻，他们的情爱多么深厚，都会受到各自事业困扰的影响，使原本和谐的性生活秩序打乱。女性对此，或是向好友亲人倾诉而得到抚慰，或是有泪暗自流。而男性在外界遇到不顺心的事后，一般不会轻易向别人表露，更不会落泪，而是回家后嗜烟酗酒，若如此都难以消解其愁的话，目标便转向妻子。他们往往是不管妻子心境如何，总要与之“如此这般”，事后方觉稍能顺气。

三、性欲作为手段：没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始终是要破裂的。在离婚之前，分室居住的女性，仍有不少做人流术。这期间，合法丈夫们为在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等问题上占有优势，就必须把婚内强暴作为重要手段。有的甚至在夫妻刚吵完架时，也会逼着妻子“来一次”。此时女性所受的生理和心理折磨是巨大的，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益，以求尽快解脱。因为，法律还没有判定丈夫“强奸”妻子的定罪标准。

四、性欲实为报复：生活中不乏这种实例，男女双方因婚后发现某一方曾隐瞒有伤自己自尊的行为，不能谅解对方，自然便有诸多事端生起。女性对此，最多不过吵闹、出走或提出离婚之类，而男性往往会在此中搞点性报复。他们既不高声吵闹，亦不打架伤人，而是多次地、连续性地强迫妻子过性生活，有的甚至发展为性变态而对妻子进行性折磨，以惩罚、报复妻子对自己的“不贞”。在此种状态下生活的女性，其痛苦是不堪设想的……

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认为，婚姻内的强暴，比我们所见的婚外强奸案多得多；而鲁迅先生早就认定，受丈夫欺侮的女子，社会地位根本比不上妓女，上床前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婚姻中的性爱，原本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情爱，才能获得和谐和温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遇上诸如上述情况的女性们，在支配自己身体、自己情感反应、爱意感受和自己性欲方面，缺少或没有更多的权益，尤其在性生活方面，很难有自主权。几千年男权社会的遗毒，在社会表面上已逐渐消失，但在婚姻家庭里，特别是夫妻性行为上，却是变化不大。丈夫的强迫性行为，极大地损害着妇女的心身健康。那种自甘忍受的女性，其心理损害程度更为严重。医学专家认为，丈夫强迫过性生活，是造成女性性冷淡的重要原因，也是女性心理障碍、人性障碍、神经及精神疾患的重要原因。

其它介绍

结婚应当视为男女双方对婚后同居、扶养等权利义务的相互约定，如果所谓“婚内强奸”的理由可以成立，那么，夫妻间的相互扶养等一系列权利义务也完全有理由可以免除。但是，根据致力于与性犯罪作斗争的慈善组织RAINN，以及研究调查表明婚内强奸行为对于其受害者们造成了远远大于其他强奸受害者的影响和伤害：

1. 据当事人描述，婚内强奸的受害人往往比其他强奸案的受害人要多面临以下几个特有问题。

2.更长的恢复时间：与大众所相信的不同，婚内强奸所造成的伤害恢复起来比陌生人所犯下的强奸更耗时。原因包括：不愿承认事实，不愿倾诉感情；极强烈的被背叛感。

3. 罪犯更可能重复作案：调查表明相比其他的强奸受害者，婚内强奸的受害者们更可能遭受长期重复性的侵犯；事实上，性侵犯可能仅仅是虐待行为中的一环。研究者发现，受伴侣伤害并强奸的女人们往往遭受各种恶劣至极的虐待---比如,强奸过程中被殴打。

4.已结婚的性掠食者更倾向于使用“肛交和口交凌辱，惩罚并彻底拥有他们的伴侣”，研究者如是说。

5.和侵犯者继续一起生活的压力。有孩子且无工作的受害者很可能经济上依赖侵犯者，寻不到其他出路。被害人也可能面临来自亲友的压力使她们和她们的侵犯者继续一同生活。

6.更难确定犯罪过程视为犯罪。受害人受文化因素影响，可能会觉得将配偶的行为定为强奸，或将配偶定为强奸犯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