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列举

廖正一《瑶池宴令》：

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

偷啼自搵。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

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

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

论曰：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人物详情

韩膞《涧泉日记》卷上云：“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明略有《竹林集》，文叔有《济北集》，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见也。”[1]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文学史上称“苏门四学士”，这已为我们所熟知；但据这条记载，当时还有“后四学士”，对此学界很少提及，更无人对他们进行专门研究。

按：韩淲(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祖籍开封，元吉子，南渡后居上饶(今属江西)。所着《涧泉日记》，现存《永乐大典》本，凡三卷，另有《涧泉集》二十卷传世。《四库提要·涧泉日记提要》称韩淲“人品学问，即具有根柢。……其亲串亦当代故家，如东莱吕氏之类，故多识旧闻，不同剿说”。则其为人为学都可信赖，所言廖正一等“时号‘后四学士’”，必当有所据依。

只是四人文集散佚，其中李禧、董荣两家的史料遗存极少，作为一个文学群体，长期为历史的尘埃所掩，便几乎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唯其如此，更有发掘和考察的必要，否则，许多研究就难免存在缺失，比如苏轼文学集团的核心，一般就只知是“四学士”或“六君子”。本文拟钩沉发复，考述廖正一、李格非等四人的生平事迹、着作及与苏轼等人的关系，并略论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以求对“后四学士”有较多的了解。

“后四学士”事迹着作考略

据上引《涧泉日记》，“后四学士”的领衔人物是廖正一。廖正一，字明略，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二年(1087)除秘书省正字，六年，除秘阁校理①，通判杭州(见孔武仲《举自代》，详下引)，绍圣二年(1095)知常州②，入元祐党籍，贬监玉山税，卒。《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

综观上述四人，廖、李(格非)二人皆登进士第，尝任职秘阁，唯李格非历官最高；后又同罹元祐党祸，而廖正一竟蹭蹬以卒。董荣也有馆阁(元丰新制，馆阁并入秘书省)经历，从上引其残词“畴昔寻芳秘殿西”句可知；而李禧既入“后四学士”之列，亦当尝入秘书省，唯现存文献阙载。

“后四学士”与苏轼及前四学士关系考

廖正一等四人，必须及苏轼之门，且在与苏轼的关系上，同黄、秦等苏门“四学士”有可比性，才有资格称“后四学士”。然因李禧、董荣事迹已不可详，故此所考，只能以廖、李二人为主。

从以上所考可以看出，廖、李二人都是受知苏轼、或由苏轼直接简拔的文士，这与黄庭坚等“苏门四学士”相同，具备了成为“后四学士”的主要条件。黄庭坚为治平四年(1067)进士，秦观元丰八年(1085)进士，张耒熙宁六年(1073)进士，而廖正一与晁补之同年，李格非则是熙宁九年(1076)进士，还在秦观之前。除黄庭坚登科较早外，其余三人与廖、李可谓科第相先后。但是，黄庭坚于元丰元年(1078)即开始与苏轼通信，从此缔交。

熙宁十年，苏轼时知徐州，秦观前往访之，成为门下士，并作有著名的《黄楼赋》。晁补之十七岁就曾随父拜访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张耒在弱冠登进士第之前，曾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他们追随苏轼并成为门下士，都比廖、李早。因此，就入苏门时间论，廖、李等晚于黄、秦等四人；后因遇元祐党祸，致使廖、李等接受苏轼的沾溉，也相应地较黄、秦等为少。在苏门以四人为单元的“方阵”中，他们只能居“后”了。

“后四学士”的文学思想

叶梦得《廖明略竹林集序》记廖正一言曰：

吾深服左氏，而乐道范晔之秀正温绎。晔尝自叙其书，以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远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异时有置吾于晔伯仲之间，吾尚无愧。往有评吾文似尹师鲁者，吾虽不学师鲁，然意善其言。

考昌彼得、王德毅等所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人李姓字“文叔”的，有李份、李格、李宗质、李格非四人。李份卒于元丰五年(1082)。黄庭坚是年三十八岁，知吉州太和县，诗名未着，诗坛也还没有所谓出入“江西”的情况。李格为绍兴时人，官终文林郎、知四会县，不以文名。

李宗质卒于淳熙十一年(1184)，累官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楼钥《朝散郎李公墓志铭》称其为“健吏”(21)，精于理财，未言有文。则所谓“李文叔”，当非李格非莫属。在李格非时代，虽尚无“江西宗派”之目，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人，赫然已为诗坛一大宗，而格非敏锐地觉察到江西诗人在“点铁成金”的旗号下“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的弊端，不能不说是只眼独具。

“后四学士”的创作成就

“后四学士”中的廖正一、李格非，元祐间曾受知苏轼，李禧、董荣盖也有大略相似的经历，而廖、李又先后入党籍，政治上与苏轼及黄庭坚等“四学士”的遭遇相同。虽限于史料，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与苏轼的关系，以及四人间的相互关系等皆知之不多(李、董几无所考)，而四人文集又都亡佚，很难窥其创作全貌；但从流传篇什和宋人评说中，可知他们的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都颇具特色.

与前“四学士”一样，他们也是苏轼文学的传人，元祐文坛的中坚。固然，就整体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论，“后四学士”盖难与前“四学士”比肩；但当日既有此称，其群体应足以不让黄、秦、晁、张专美于前。发掘和研究“后四学士”，无论对研究元祐文学，还是对全面考察苏轼文学集团，都具有开拓疆域、扩大视野、丰富内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