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真金

少师事姚枢、窦默。封燕王，兼中书令。至元十年立为皇太子。时阿合马擅权，他极为痛恨。礼贤汉儒，主张蒙古贵族子弟学汉文化。为政主张减轻赋役、清廉节俭。时江西行省进献岁课羡余钞四十七万，他怒斥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元史》）。后与世祖政见不合，忧郁病死。庙号裕宗。

元至元二十二年，元朝太子真金去世。按照嫡长子继位的传统观念，元世祖忽必烈把希望寄托在真金之子铁穆耳身上。

他接触过儒、佛、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学，成为元代主张儒治的代表人物。作为太子，他广泛地参与了元世祖时期的政治活动，但未及即位，就在权力斗争中死去。真金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是元朝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的真实反映。

童年教育

忽必烈

一二四三年黄金家族诞生了一位新成员，其父为后来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其母为后来被封为昭睿顺圣皇后的弘吉剌氏之女察必。弘吉剌部是黄金家族的姻亲世家，这位「极美且媚，甚受宠爱」的弘吉剌氏之女理所当然地为忽必烈的正妻，她所生的儿子也相应地为黄金家族的嫡子。忽必烈找到当时很有名气的海云和尚，为这位新生的儿子取名真金。忽必烈在真金之前已有一子朵尔只，但他身弱多病，「竟以慢性病卒」，所以忽必烈对真金的出世欢喜有加。

真金少年时，忽必烈对他的教育做了精心的安排。当时忽必烈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广泛招集人才，一时北方精英之士尽会聚于他的左右。他也深知学习各民族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他以知名儒人姚枢、窦默教真金读《孝经》；佛教喇嘛八思巴教真金读《彰所知论》（八思巴着）。另外，据可靠史料，忽必烈还给真金请来一位道士，向他传授道家思想。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比较，真金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刻苦自励，一次，宗室子弟及鹰房人等携鹰犬至真金窗前，邀他打猎。真金无动于中，尽逐之去。忽必烈对真金学习儒学大力支持，在真金读完《孝经》时，忽必烈设宴招待姚枢等人。

继姚枢之后为真金儒学师者是王恂。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位于今河北省）人，为忽必烈宠臣刘秉忠的弟子。一二五三年，受荐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他为真金伴读，一二六一年升太子赞善。王恂对真金要求很严格，对其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使侍其左右。真金所读之书，也有名儒许衡亲自编写。

王恂向真金讲述儒家三纲五常以及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又以辽金二朝为例启发真金对儒治的认识。在王恂等儒人的教育下，真金在青年时期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及治国理念。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俭、爱民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行为准则。至元初，真金至中书省「署敕」（办公），临行前乳母给他做新衣服穿，他笑而却之曰：「我怎么能追求外观之美呢？」真金有一件上衣有一次被墨汁弄脏，他命侍臣重新染色后再穿，侍臣请弃之，真金郑重地说：「我想做新衣并不难，但这件衣服还没坏，不能丢。」他跟忽必烈视察宜兴（河北滦平县），忽闻母亲「暴得风疾」，当即悲泣，衣不及带而行。

中书太子

真金太子

一二六二年忽必烈封真金为燕王，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时真金年仅二十岁，忽必烈并未让他参与国政，只是让他「守中书」。一二六三年，真金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第二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据史料记载，这期间，真金亲自参加的政治活动有两次，一次是跟随世祖巡视宜兴（河北滦平县），另一次为一二七零年受世祖之命巡抚称海（今内蒙古科布多东南）。虽然他还没有正式参与朝政，但仍表现出对治理国家的强烈兴趣。

他对丞相史天泽说：「我还年轻，不熟悉祖宗法则，但我执政以后，定要靠你们这些元勋老臣扶持呢？」显示出他笼络大臣的才能。他巡抚称海时，也经常在闲暇时，与同行诸王札剌忽以及从官伯颜等讲论治国修身之道。

元初，忽必烈在汉族儒臣的帮助下，相继打败了汗位的争夺者阿里不哥，平定了李　等人的叛乱，从而稳定了他的统治地位，他对儒学也有了新的认识。见真金聪明好学，心中欢喜，产生了立为继承人的想法，恰在此时，一些儒臣向忽必烈提出立太子的建议。一二六五年儒人张雄飞向世祖建议「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

一二六八年，陈佑也上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样，一二七三年，在真金三十一岁时，元世祖将真金立为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说：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豫选定之。……朕上遵祖宗宏规，下协昆弟佥同之议，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于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

以汉制观之，真金被立为太子符合传统中原王朝的通常作法。所以，朝中儒臣对他寄以厚望，认为真金已是储君，儒治的时代就要到来，汉人在元王朝中的地位会提高。但是，虽然忽必烈在策封诏书中以成吉思汗的遗训作为册封太子的根据，但这种确立储君的方式并不符合蒙古习俗。按蒙古习俗，新大汗确立，必须经过宗亲聚议的忽里台大会通过，才能成为合法大汗。因此，真金的太子之位至少在蒙古贵族中间是有争议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字索南）在《心史》中说：「忽必烈老而病废已久，屡欲传国与真金，族人俱不从，谓我家无此法」，正反映了这一点。

另外蒙古习俗幼子守业，幼子在继承父亲财产、地位方面居于优越地位。忽必烈嫡子有四个，真金排第二，北平王那木罕为幼，一二七一年忽必烈派他进攻海都，结果兵败被俘。十年以后，当他回到大都，对忽必烈封太子一事大为不满，他曾问忽必烈「彼若为合罕（合罕是蒙古大汗的另一种称呼，元代的皇帝有着中原皇帝与蒙古大汗的双重身分），不知彼等将称陛下云何？」忽必烈听后大怒，斥而逐之。这说明真金虽被封为太子，其地位与中原王朝历代的储君并不一样，这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

汉回之争

伯颜

真金初为太子之时，忽必烈对他是非常喜欢的。史料记载，太子有一次生病，世祖亲来探视，并亲自和药以赐之。忽必烈还拨出侍卫亲兵一万人让真金统领，以护东宫。真金此时也踌躇满志，为以后掌权作准备。他命心腹王庆瑞、董士亨统侍卫军并选其勇者教以兵法，时而阅试。他还注意招揽人才，召何玮于易州，徐琰于东平，再加上王恂、白栋、李谦、郭佑、马绍、杨居宽、何荣祖、杨仁风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幕府班子。为了显示他的崇儒重道，真金在言行上尽量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东宫的香殿建成，建筑师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真金不同意，他说古有肉林酒池，我怎么能效法商纣王呢？每当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真金即与他们讨论治国修身之道。

世祖继位以来，由于连年用兵及大规模封赐亲王投下，财政紧张一直是困扰其政权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中国北方刚经历战乱，百姓贫困，以许衡、姚枢等为代表的儒臣极为主张轻徭薄赋，藏富于民。这种观点与忽必烈扩大财政收入的愿望是相背的，于是以理财自居的回回人阿合马得到世祖重用。他把持朝政，任人唯亲，勋旧儒臣则受到排挤，儒臣们希望通过太子真金以限制阿合马。于是元朝廷中「回法」与「汉法」之争，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真金和阿合马之争。

阿合马，回回人，初为察必皇后的侍从，「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世祖看中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而大用之。他的作法不符合真金的儒治思想，所以真金对他非常反感，未尝少假颜色，史料记载，有一次真金以弓殴其首而伤其面。忽必烈见到后问他：「何故而伤其面？」对曰：「马踢使然。」真金时在座，愤然曰：「汝岂耻于自言邪？此真金之所殴也。」此后真金数次当着忽必烈拳击阿合马，阿合马非常惧怕他。

一二七九年，董文忠上书，请给太子参政的机会，他认为：

燕王自册为太子，累明习军国之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肯视事，非不奉明诏也，盖朝廷处之不尽其道也尔。夫事以奏决，而始启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唯有唯默避逊而已。……不若令有司先启而后闻，其有未安者，则以诏敕断之，庶几理顺而份不逾，太子必不敢辞其责也。

忽必烈听到这个建议以后，即日召集大臣，宣布以后奏事先启禀太子。实际上，儒臣们要求真金参政，旨在限制阿合马的权力。一二八一年，直学士李谦向真金陈十事曰：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等。不久，按察副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这些言论虽旨在阐明儒家治国思想，但有一些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其实是对阿合马而发的。

一二八零年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通过封驳制敕来限制阿合马的权力。忽必烈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拟以廉希宪掌之。真金马上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阿合马看到门下省设立会限制其权力，于是坚决反对，最后只好作罢。崔斌事件也反映了真阿之争。崔斌，字仲文，马邑人，为忽必烈潜邸之臣，功劳很大。因在世祖面前极言阿合马奸佞，受到阿合马的嫉恨，一二七八年，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诬构以罪而杀之。当时真金正在吃饭，投箸恻然，派人阻止，已经来不及。

真金与阿合马之争，实际上是元朝内部「汉法」和「回法」之争，也是忽必烈的理财政策同儒臣的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统治观念之争。忽必烈虽然允许真金参政，但并没有给他与其官职相应的权力。所以他与阿合马之争大多失败而告终。一二八二年，真金随忽必烈至上都，千户王着与高和尚合谋，藉太真金之名将阿合马杀死。这样真金与阿合马之争始告结束。

力行儒治

元代货币

阿合马死后，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真金，执政的欲望更加强烈，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力行其向往已久的「儒治」。当时和礼霍孙入中书为相，真金鼓励说：「汝在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如有阻挠，我将大力支持你。」一二八二—八四年，真金把握其掌中书省的机会，开始力行其儒治。

首先，他安插自己的近臣入中书省。何玮被他任命为参议省事，徐琰被任命为左司郎中，杨恭懿、董文用皆入行省议事。何玮、徐琰即将上任时，他勉励他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应该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其次，经营其分地。一二八二年，忽必烈下诏，以江西行省的龙兴路（江西南昌）为太子真金的分地。

元制，诸王投下在全国均有分地，这些分地一般在行政建制上归元政府管辖，诸王则派人收取一定比例的赋税，也有的诸王投下不派人，应得赋税中央代收。真金向忽必烈证实自己的统治才能，同时也在江南树立一个儒治的典型，让其它江南诸郡效法。第三，控制国子学。国子学既是培养儒官的机构，也是朝中名士文人的荟萃之地，对国家推行儒治比较重要。因此，真金对国子学的发展比较关注，他派其近臣李栋、李谦等到国子学掌教事。一二八三年，他又聘著名儒人刘因于保定，以刘因为国子祭酒。一二八五年，他还以中书省长史耶律有尚为国子司业。对于蒙古诸王的子弟，真金则极力劝他们学习汉文化，入国子学。

此外，真金在日常生活和平时言行，厉行儒治之道，以身作则。江西行省以岁课羡余钞四十七万缗献给真金，真金怒而拒之，训斥说：「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乎。」参政刘思敬以新掠民六十户献给真金，真金放之回原籍，并告诫刘思敬「毋失人心」。同时，真金对言利之臣必大加申斥和贬抑。卢世荣曾以言利进言于真金，真金斥之曰：「财非天降，安得岁收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这不光害民还将要害国。」对于有才德的儒人，真金则不论其地位高低，皆礼待之。

总之，真金在掌中书省期间，史称「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漕运、造作等凡是有关民之休戚者，闻之即奏，充分显示了其处理军国大事的能力。但总的来看，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儒治」只能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并不能对全局造成太大的影响。

元世祖忽必烈对真金太子的聪明干练是喜欢的，但父子对儒治的看法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忽必烈作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实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张符合其政策时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对现行政策（例如理财）无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学教育，信奉儒家治国之道，他相信要治理国家，非儒治不可。特别是在理财方面，父子俩的观点更是不能兼容，因此忽必烈与真金之间的分歧出现了。一二八四年，忽必烈任用卢世荣改组中书省，卢世荣又罢行御史台，以按察司掌诸路钱粮，大索天下，极尽搜刮之能事。同时，卢世荣还恃忽必烈的信任，肆无忌惮，滥杀无辜，造成朝中凛凛。儒臣们感到更加压抑，他们迫切希望真金出来主持政局，于是，一二八五年出现了「禅位」事件并导致真金的死亡。

禅位事件

从真金来说，他有着治理国家的强烈愿望，但一直没有实权。阿合马时期，他还可以凭自己太子的地位与之抗争，但卢世荣掌权以后，忽必烈理财的愿望更加强烈，政见的分歧已难以靠亲情来弥补。从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在卢世荣要求下改组中书省这一事件看，忽必烈做事从不考虑真金的意见，所以真金的处境也更加不利。

一二八五年江南行台御史上书：世祖年事已高，应该禅位给皇太子，皇后不宜参与朝政。这种观点符合中原王朝的传统，但不符合蒙古的习俗，按蒙古习俗，皇帝死后须经宗亲忽里台大会的通过才能成为大汗。新大汗选出以前，太后摄政，也有先例。所以江南行御史台的这个建议，在忽必烈及蒙古贵族看来是非常荒谬的。

更会引起忽必烈对真金的猜忌，而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所以真金得知后非常恐惧。此时，尚文为御史台都事（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泽人），他深知这道秘章关系重大，因而暗中藏之，以杜谗隙。不久，这件事为阿合马余党达即归阿散所知。他感到搞垮真金的时机已到，于是向忽必烈上奏说：「海内财谷，省、院、台内外监守，里魁什长率有欺蚀，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找出那道秘章，将其公开。忽必烈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下令御史台配合。

铁穆尔

于是达即归阿散全部封存了御史台档案，逐项排查，一时官吏、庶民罹陷日众，人情危骇。尚文急忙将秘章之事报告了当时右丞相安童及御史大夫月律鲁，拒不交出秘章。第二天达即归阿散将此事告知了忽必烈。忽必烈派大宗正薛尺轩亲自去御史台取秘章。形势万分危急，真金则更加恐惧，安童与月律鲁亦不知所措。尚文则较冷静，他分析达即归阿散目的在于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但是，他们是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

所以，宜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以夺其谋，于是尚文到御史台查阅旧文案，查出达即归阿散一伙数十条罪状后，立即来到中书省，对安童和月律鲁说：「丞相、大夫以勋贵忠贤，荷天宠，柱石廊庙，皇太子为天下本，固本安天下之任要靠你们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二人先去将秘章原委禀报世祖，使达即归阿散他们没有机会中伤太子。」安童及月律鲁于是进宫见忽必烈，忽必烈听了二人的陈述，果然大怒，质问二人：「你们难道就无罪吗？」边说边颤抖不停。安童上前说：「我们有不可推辞的罪过，但是达即归阿散这些人的罪状更加明确，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残害生灵，请皇帝选一有权威的大臣为首，尽快处理此事，以肃清纷扰。」忽必烈愤怒稍解，答应了二人的请求。安童及月律鲁出宫后，马上宣布暂停达即归阿散等人的排查活动，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不久，达即归阿散等人开始聚众生事。忽必烈得知后，派人捕之，杀其元凶，旬日之间，中外清泰。危险虽然过去，但真金在这一事件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忧虑过度，于一二八五年底不治而死。

后代子孙

真金有三子，长甘麻剌（1263年—1302年），至元二十三年出镇漠北，二十六年召还，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九年，封晋王，复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守太祖大斡耳朵；次答剌麻八剌（1264年—1292年），即武宗、仁宗之父；第三子即成宗铁穆耳。由于世祖按中原传统制度仪礼册立真金为太子，虽然他在继位前就去世，但他的子孙一直被视为元朝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历史评价

耶律铸：“象辂长归不再朝，痛心监抚事徒劳。一生盛德乾坤重，万古英名日月高。兰殿好风谁领略，桂宫愁雨自萧骚。如何龙武楼中月，空照丹霞旧佩刀。”

赵孟頫：“储宫仁孝而敬慎，问安视膳之暇，顺美几谏，天下阴受其赐多矣。”

《元史》：“至元以来，天下臻于太平，人材辈出，太子优礼遇之，在师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则布衣节行之士，德意未尝少衰。宋衜目疾，赐钞千五百缗。王磐告老而归，官其婿于东平，以终养。孔洙自江南入觐，则责张九思学圣人之道，不知有圣人之后。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归心焉。”

《新元史》：“太子性至孝，尝从幸宜兴州，帝不豫，忧形于色，竟夕不寐。闻母后暴得风疾，即悲泣，衣不加带而入省。及后崩，太子居丧，勺饮不入口者终日，设恶卢居之。”

黄时鉴：“真金在元初政治中扮演过一个重要的角色，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忽必烈推行了汉法，而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当忽必烈本人在推行汉法道路上止步时，真金渐渐成了汉法派的实际领袖。在他的身上，首次体现了蒙元王朝汗位继承问题上的重大变革。在反对阿合马苛敛暴政的斗争中，他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忽必烈晚年趋向保守时力图继续推进忽必烈本人先前从事的行汉法图大治的事业，可惜由于他的拥戴者急于劝忽必烈让位而遭到失败。”

王启龙：“在真金与阿合马、卢世荣等长期较量的过程中，表面观之好像是汉儒集团与阿合马集团的相互倾轧，实际上他们身后真金和忽必烈的身影时隐时现，宫廷权力之争或明或暗地在忽必烈与真金之间进行。使得当时充满种种矛盾的元廷神秘莫测、危机四伏。忽必烈在改行汉法上从积极转向消极保守之后，排斥汉人，重用色目人阿合马一伙。

真金则出于其教养和实际的政治利益，始终主张采行汉法，亲近汉儒。汉儒们在无力与有忽必烈做后盾的色目集团抗衡的情况下，大力扶植真金，寄希望于未来的明君。可惜的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仁德敦厚、年轻单纯的皇太子真金虽然在汉儒们的大力支持下，与阿合马之流的斗争偶有小胜，但他终究算计不过老谋深算、精明过人而且大权独揽的父亲忽必烈。真金决事举旗不定，优柔寡断，这除了天赋之外，是否是受汉儒们传授的儒家仁德思想和八思巴等所讲授的佛家宽大为怀思想的影响所致，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