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概要

高陵（曹操墓）

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约7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

西高穴村。该地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倚南岭，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为西门

豹祠

遗址，14公里余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为

讲武城遗址

和磁县

北朝墓群

。墓葬虽多次盗掘，但仍出土了一批文物。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文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事实上，这座于2009年12月27日被河南考古队高调确认的陵墓，尽管得到社科院专家认定，也入选2009年十大考古发现，但其真实性一直受到外界质疑。

曹操（公元155年7月18日~公元220年），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去世后被葬于高陵。曹魏建立后，曹操被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

历史记载

曹操

从现存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曹操并没有秘葬，更未设疑冢，只不过是主张丧葬从简，没想到这"简办"了的丧事反而给历史平添了不少繁杂。据《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公元220年曹操卒于洛阳，灵柩运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邺北城，距河南安阳市中心18公里），葬在邺城的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没有封土建陵，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没有建设高大坚固的祭殿。数百年后，墓葬简单的曹操墓就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之中了。宋代以后曹操被视为奸雄，其墓址不详也成了他奸诈的一个证明，七十二疑冢等说法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广为传布，不少人信以为真。

昔日的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和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曹操墓引发了当地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记载，1922年河北磁县农民崔老荣发现过一个古墓，其刻石所叙为曹操，刻石由县署保存。邯郸市的考古工作者对这一线索进行了专门的核实，结果没有找到可靠的依据。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公布，高陵经考古发掘得到确认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最终得到确实就是曹操墓。之后，国家文物局认定河南安阳东汉大墓墓主为曹操。2013年5月，安阳高陵成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陵墓发现

发现过程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文，证实了文献中的曹操疑冢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并指出其确切数字也不是72座，而是134座。当时未对普通民众产生什么影响。曹操墓的具体位置还是模糊不清。

发现陵墓

1998年4月23日，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挖土时意外发现一块刻石，长30厘米，宽20厘米，墓志文14行，120字，隶书。后来被称为鲁潜墓志，上面提到“故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正式开启了曹操高陵的发现发掘的序幕。

1998年5月14日，“鲁潜墓志”被正式上交给安阳市文物局。这块青石板的孤立发现，当时，包括徐玉超在内所有西高穴村村民，都没留意到墓志中“故魏武帝陵”几个比较重要的字。

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发表《安阳出土十六国后赵鲁潜墓志：具体标示曹操陵墓位置》一文。同月稍早，新华社也已发布类似消息。

2002年，安阳市博物馆党宁在《殷都学刊》第4期发表《由“鲁潜墓志”探寻魏武帝陵》一文。按图索骥，推测高陵应在安阳县安丰乡高穴村至渔洋村一带。

2003年，渔阳村民、被当地人称为土博士的龙振山在《华夏考古》第2期发表《鲁潜墓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该文指出刻石中所提到的“魏武帝陵”是一代枭雄曹操之陵墓。墓志提到鲁潜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关系。

2005年除夕，当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过春节之时，盗墓者就选了这天晚上去盗掘。这应是近年来一次墓穴被开启。因盗洞口的位置隐蔽离地底距离较近，成为此后这所墓穴被屡屡侵犯的入口。

2006年3月，村民首次发现盗洞，向政府举报。所在地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三约负责南水北调安阳段文物保护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潘伟斌副研究员，拉着他去看这座被盗的大墓。他们后来成为这次抢救性考古发掘事件的主要推动者。

这次，潘伟斌从盗洞进入了墓室，根据墓室的大小、高度和构造，判断这座古墓应属于东汉末年的王侯级大墓。安丰乡政府安排将墓穴盗洞回填，加强巡逻保护，同时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

2007年12月底，一个12人盗墓团伙进入墓穴，挖出一个雕刻有图案的石块，石块裂成三部分，大约有两三百斤重。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破获了这起12人参与的盗墓案，追缴了有《七女复仇图》的画像石。

2008年6月，徐慧前调安阳县任安阳县委副书记、县长后，听了安丰乡政府、省考古队就西高穴大墓的情况汇报后，多次到现场调研，本着对文化文物工作高度重视、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面对该墓多次被资的形势，毅然决定，县政府出资，报上级文物部门批准，抢救性发掘。一个由县政府出资、省考古研究所负责技术及政策、省市县联合发掘协议逐步达成。

同年，科教频道《探索与发现》栏目拍摄播出了《寻找曹操墓》节目。

2008年秋，为摸清墓葬的性质，安阳县政府安排县文物工作队于对大墓进行了先期钻探，初步探明其位置，并多次邀请省文物考古专家实地考察，专家经过勘测初步鉴定为东汉晚期大型墓葬。

2008年11月，河南省文物局决定抢救性发掘西高穴村东汉大墓，并上报国家文物局获得批准。

2008年12月12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安阳西高穴大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发掘过程

2009年4月6日，经过几个月的考古发掘，理清了两座墓的平面形状和尺寸。考虑到两座墓葬的规模宏大、规格较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县政府召开考古发掘论证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副所长贾连敏到会。他们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光冀、朱岩石和郑州大学韩国河教授。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处的处长司治平、副处长杨振威参加会议。会议确认两个大墓之中先行发掘二号墓。随后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到发掘工地要求做细发掘方案，并在发掘之前先搭建发掘保护棚，将一号墓和二号墓置于棚内，以保证文物的安全。

2009年6月4日，在墓道发掘结束，墓室发掘的前夕，河南省文物局再次聘请来自北京和郑州的专家召开考古发掘诸葛亮会。专家们一起就墓室的发掘提出了多种发掘预案。

2009年9月25日，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和考古所所长孙新民一行到发掘现场指导工作，就在这一天，在前室的前部发掘出土了一具人头骨。接着，考古队员又发掘出土了几件陶器、铁器和精美的鱼鳞状铁铠甲。

2009年11月6日，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前室中清理淤土，发现一个残断的石牌上有半个“魏”字。11月11日，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数日以后，又发现了两个人头骨和一些零碎的肢骨。

2009年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考察发掘现场。提出四点指示：

注意安全，确保包括人身安全，文物安全，工作站的安全；

科学发掘，不要遗漏任何考古现象，工作要细致，要将骨骼作为珍贵文物对待，尽可能地收集和进行人骨鉴定；

马上组织专家考察发掘现场、研究出土文物、进行科学论证。尽快拿出结论，统一意见后，尽快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公布；

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今后的保护和展示工作。怎样展示，要做好规划，要立足于原址展示，原址保护，做好规划。

2009年11月19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再次请来专家对西高穴东汉大墓发掘成果进行评议。参加人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徐光冀、朱岩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陈雍；郑州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韩国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贾连敏；河南省文物局孙英民、杨振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

2009年11月20日，孙英民对西高穴大墓的发掘保护及安全问题进行的部署，包括安装铁丝网、监控及文物存放、活动板房等。

2009年12月12、13日，西高穴东汉大墓发掘专家论证会召开。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陪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历史学专家朱绍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副研究员王明辉等十几位专家来到安阳，参观发掘现场后，进行了一天的闭门讨论。大家从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体质人类学等角度综合论证。论证会认为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应为曹操。

2009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考察西高穴二号墓，对发掘工作给予指导。

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的发掘及论证成果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同意由河南省文物局向社会公布曹操高陵业已发现的消息。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亚洲大饭店举行了河南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曹操高陵在安阳得到考古确认。

2009年12月27日，安阳西高穴大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室主任、著名汉魏史学家梁满仓,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家郝本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领队潘伟斌，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出席。

新闻发布会由河南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主持，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向新闻界公布了西高穴大墓的重大考古发现。

地理位置

从宋代开始曹操墓何在就成了个谜，一些文物、文史工作者为寻找曹操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高陵（曹操墓）

出土了可证明曹操墓位置的石碑、石刻，虽然还不能确定曹操墓的准确位置，但基本上认定了其大致范围。专家们相信经过考古发掘，最终也许可以解开曹操墓之谜。

史料记载，曹操葬在邺城西边西门豹祠以西丘陵中，没有封土建陵，没有多少随葬品。数百年后，简单的曹操墓就湮没在历史的陈迹之中了。宋代以后曹操被视为奸雄，墓址不详成了他奸诈的一个证明，七十二疑冢等说法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广为传布，被不少人信以为真。

昔日的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香菜营乡、习文乡和河南省安阳市北郊一带。临漳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王福生介绍说：“邺城民间传说中，曹操墓有四种说法：在邺城以西（今河北磁县和河南省安阳市安丰境内）设七十二疑冢；在漳河河底；在许昌城外；在邺城遗址的铜雀台等三台之下。这些传说都没有多少依据，七十二疑冢大体上处在曹操自己安排的墓葬方向，但真正的墓主是北朝皇家贵族。其他说法与史实不符，也没有考古发现的证据。文史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虽不相信七十二疑冢之类传说，但由于曹操墓千余年来无人知晓，河道、区划等地理因素变动很大，对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也看法不一，认为在临漳、磁县和河南安阳的都有。”

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多年潜心于曹操墓研究，在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曹操墓可能在邯郸磁县时村营乡中南部和讲武城乡西部约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认为：曹操生前对自己墓葬位置有明确安排，说在“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里方位与之相符；还说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经实地考察，这一带处在从铜雀台一带登高西望所见最好位置；这里地势较高，漳河不能灌溉，土质较差，至今这里不少土地仍难以耕作，符合曹 操所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的要求；《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中都有曹操葬于这一带的有关记载。他还认为当地的地名如武吉、西曹庄、朝冠、东小屋、 西小屋等也与守陵和祭祀有关。

安阳市

高陵（曹操墓）地理位置

安丰乡出土的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重建西门豹祠的一些情况，西门豹祠是曹操墓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物。王福生说：“曹魏时期西门豹祠的资料目前尚未发现，这一石刻距曹操去世只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门豹祠殿基应该是曹魏时西门豹祠的旧址。这一石刻是二十多年前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的，由在当地打工的临漳时固村村民运回临漳村中放置，征集时才引起人们注意。由此推测西门豹祠位置应该在石刻出土的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境内，曹操墓也应在安丰乡一带。”

河南省安阳市文物部门也在安丰乡出土了后赵十一年鲁潜墓志，其上记载鲁潜是葬在曹操墓的西北角，这也可说明曹操墓可能位于河南安丰乡。刘心长对鲁潜墓志进行了研究，认为鲁潜墓志反映的曹操墓位置，与他判断的曹操墓位置只隔一条漳河，属于一个方向，以漳河为界，时村营乡和讲武城乡可视为北区，安丰乡属于南区。他认为曹操主张“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而从这一带的情况看，南区北临漳河难以埋葬公卿大臣，且土壤肥沃不符合曹操要葬在瘠薄之地的要 求，从多种情况分析曹操墓在北区的可能性较大，可对南、北两区都进行考古发掘。

根据出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石牌、鲁潜墓志、以及西门豹祠位置，经过多位专家充分论证，最终确定安阳市西高穴村就是曹操墓所在地，千百年来所有的猜测所有的争论终于停止，千古谜团终破解。

陵墓结构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为叠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度。墓扩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22米、西面较窄处19.5米、东西长18米，面积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由墓道、砖砌护墙、墓门、封门墙、甬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全长近60米。墓室、甬道和侧室均用长48米、宽24米、厚12厘米的大砖垒砌而成。

墓道

斜坡状，长39.5米。上宽下窄，上口宽9.8米、底部宽4.1米。墓道两壁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南北两壁各有一道长5米、高4米的小砖砌护墙，每面墙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经平夯夯实，夯层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坚硬。

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对称的磐形坑，每个磐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与磐形坑并行，各有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长3米、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被墓道所打破。

墓门

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米、高3.03米、拱高1.13米，内券宽1.68米、高2.58米、拱高0.8米。由于被破坏，墓门已不存在，仅留宽0.24米的门槽。外有三道封门墙。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 

甬道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米、宽1.68米、拱高0.8米、通高2.58米。

墓室高陵（曹操墓）

为砖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米。青石铺地。前室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其中南侧室南北长3.6米、东西宽2.4米、墓顶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顶，距墓底2.25米处开始起券；北侧室南北长1.83米、东西宽2.79米、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距墓底2.65米处开始起券。前室与侧室之间由甬道相连，甬道券形顶，并有门隔，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北侧室甬道长1.1米、宽1.36米，南侧室甬道长1米、宽1.4米。侧室和甬道均为青石铺地。连接前后室的雨道为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45米、宽1.68米。

后室为四角攒尖顶，东西长3.82米、南北宽3.85米、墓顶距墓底高6.5米。青石铺地。后室亦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券形顶，南北长3.6米、东西宽1.9—1.92米、墓顶距墓底高3.08米。其中北侧室距地表2.12米处起券，南侧室距地表2.15米处起券。青石铺地。后室与侧室之间由雨道相连，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 。北侧室雨道长0.97米、宽1.17米，南侧室雨道长0.97米、宽1.28米。青石铺地。 

整个墓室所铺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铺地石长1.75米、宽1.7米；前室最大的长1.67米、宽0.83米，最小的长0.76米、宽0.73米；后室最大的长1.05米、宽0.95米，最小的长0.94米、宽0.9米。错缝平铺，地面平整。围绕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宽0.12米的凹槽。

出土文物

墓葬虽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文物。计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遗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另外，还有铜带钩、婆金盖弓帽和大量的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其中八件石圭对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依据，其中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以及“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在追回的被盗文物中有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考古工作者推断其为曹操生前使用的枕头。墓葬当中发现石璧三块，圭一块。圭璧合一是判断一个帝王陵墓等级级别非常重要的标准。圭只能在皇帝的墓葬中出现。2012年春节期间，出土了两块北齐墓志和一块唐朝墓志，其记载内容再次为曹操墓地的真实性提供了实物佐证。

在陵墓的挖掘过程中还出土三具骨架，经专家鉴定，一具为男性，约为60多岁，另两具为女性，分别为20多岁和40多岁。

石器

建筑石构件均为残块。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当、门柱、画像石块以及雕龙等残块。画像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

高陵（曹操墓）

人”、“喝酒人”等，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生动形象，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画像石残块数量太多，残损严重，且因盗墓，位置已经挪动，故未编号，仅做数量统计。

圭1件（M2:333）。青石质，长28.8厘米、宽7.4厘米、厚0.9厘米。

璧3件。青石质，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边缘处各有一道凹弦纹。内径7.2厘米、外径28.8厘米、厚1.1厘米。

刻铭石牌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厘米、斜边长2.5厘米、宽3.2厘米、厚0.6厘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厘米、下部长边长4.2厘米、短斜边长1.8厘米、总长8.5厘米、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二斤”等。

墓志3块。包括2块北齐墓志和1块唐朝墓志。

弩机构件2件，1件出自扰土中。MZ:68，边长4.2厘米。

虎雕1件（M2:12）。煤精质，长3.75厘米、宽3厘米、高2.65厘米。

铁器

主要有铠甲、剑、链、削等兵器。根据出土铭牌的记载，随葬品中兵器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另外，还有镜、帐构架等。由于铁铠甲数量较多，锈蚀、残损严重，未进行编号，仅做数量上的统计。

铠甲：数量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锈蚀在一起，成扇形鱼鳞状。甲片四周有穿孔，从锈蚀在一起的部分铠甲看，其上部为牛皮缝边，以牛筋缝合。

镞：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头呈四棱状，较钝。镞挺与木柄相结合处由丝线缠绕固定。残长8.6厘米。

镜：1面（M2:252）。外包有丝织物，已锈蚀。半球形钮，其边缘对称有两个支点。直径21厘米。根据铭牌记载，墓内有镜台一，所以此镜在随葬时应置于镜台上。

铜器

有鎏金盖弓帽、伞帽、铃、带钩、铺首、环、钗、泡钉、带扣、印符等。

金银器

有银质箱饰件、铺首、饰件、环和金钮扣、簧、金丝等。

陶瓷器

有陶灶、耳杯、盘、案、壶、三足鼎、颤、罐、托盘、盆、熏炉、尊、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7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可分二型。

A型：2件。圆形。M

高陵（曹操墓）出土文物

2:377，外有一圈宽矮沿，沿略外撇。口径37.8厘米、底径36厘米、厚1.8厘米。

B型：5件。长方形。M2:376，外有一圈宽矮沿。长45厘米、厚2厘米。

井1件（M2:375）。泥质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为圆形，井沿为方形，有四根仿组成。四角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与井沿以桦卯方式连为一体，并露出半圆形桦头。每根仿的两端长出井台边缘，在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圆形井台下部边缘有一圈花边，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径27厘米、圈足径16.3厘米，井框长13.2厘米、宽13厘米，通高23厘米。

灶3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体呈长方形。灶台面上有一圆形火眼，前有五边形火门，上有一低矮四阶山形挡火墙。灶台右、后两面各有一矮墙。火眼后有一方柱形烟囱，上有一盖。火门两边各饰五道平行的凹弦纹，上饰两道平行凹弦纹，下饰一道凹弦纹。灶体长33.2厘米、宽24.5厘米、高27.5厘米。

B型：2件。M2:373，中空，整体呈长方形。台面上前后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敛口折腹陶釜。前有介字形火门，其上的挡火墙已残，形状不明。长23厘米、宽18厘米、高8厘米。

耳杯3件。泥质灰陶，形制相同。M2:364，椭圆形口。圆唇，敞口，弧腹，两宽耳。口长径8厘米、短径6.3厘米，底长径4.2厘米、短径2.4厘米。

釜形鼎1件（M2:37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低领，折腹，两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径10.4厘米、高12.1厘米。

尊3件。泥质灰陶，形状相同。MZ:138，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方唇，口沿下附双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径10.8厘米、底径9.3厘米、通高10.2厘米。

三足器1件（M2:371）。泥质灰陶。方唇，敛口，宽沿，圆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兽形足。口内径16.5厘米、外径21厘米、底径11.2厘米、足高4.5厘米。

四系罐1件（M2:378）。泥质灰陶。平沿，尖唇，直领，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横桥形钮。口径12.4厘米、最大腹径20.8厘米、高23厘米。

敞口罐1件（M2:367

高陵（曹操墓）出土文物

）。泥质灰陶。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0.5厘米、最大腹径 13.4厘米、底径8.2厘米、高14.5厘米。双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质红陶，通体施酱色釉。圆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环形突起，肩下饰一道凹弦纹，其上附对称两横系。口径11.8厘米、最大腹径23.4厘米、高22.4厘米。

四系釉陶罐1件（M2:40）。泥质红陶，通体施青釉，釉层极薄，局部脱落。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匀分布有四横钮，钮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口径8.2厘米、最大腹径14.2厘米、底径8.6 厘米、高12.2厘米。

青瓷罐3件。均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质粗糙，色偏红。圆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饰两组水波纹，每组由七道平行曲线组成。在最下面的一组水波纹上均匀分布四个横桥形钮。釉色偏白，有玻璃质感，较薄，施半釉。口径9.8厘米、最大腹径15.9厘米、底径11.1厘米、 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体细腻，白色。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肩下均匀分布四个横钮。青釉泛黄，施半釉，釉层薄而不均。口径9.1厘米、最大腹径17.2厘米、底径10.2厘米、高18.6厘米。C型：1件（M2:370）。圆唇，直领，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横系，肩上部饰一道凸弦纹，正对横系有一道凹弦纹。口径13厘米、最大腹径16厘米、底径13.5厘米、高22.5厘米。

认定依据

墓葬年代

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墓葬规模

此墓葬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都可略见一半，其墓道长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从宽度上说是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葬的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为王侯级，与曹操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符合曹植在其诗中的描写。

墓葬地面情况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定下《终制》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墓葬所处位置海拔107—103米，比三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整整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完全符合其《终制》上不封不树的要求。

位置

高陵（曹操墓）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的祠西原上为寿陵。”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现在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到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的地面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建筑，比如庙宇、宫殿等等。

1998年在西高穴村西北部，距离该墓葬约八百米的地方出土一块后赵建武年间驸马都尉的墓志，墓志上明确记载距离魏武帝陵西北角43步。

出土文物

与其遗令薄葬相符。此墓葬虽规模宏大，但是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符合曹植在书中所说的鸣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器圭和璧等礼器，均为石质，符合其在遗令中所规定的。

称谓

出土文物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共有7块，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他病死后，曹丕袭魏王位，因为曹操封国为魏，故称魏武王顺理成章。

同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再为魏武王，后为武帝。魏武王是短暂时期的称谓。

墓志

按中国古代风俗，为标明墓主的位置，往往以墓葬附近的名人墓及名建筑物为标志，写入墓志铭中，来记载死者墓葬的位置。2012年春节期间，高陵古墓群中，出土了两块北齐墓志和一块唐朝墓志，其记载内容再次为曹操墓地的真实性提供了实物佐证。

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

第一块是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其记载：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公元559年）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葬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

第二块北齐河清元年（公元562年）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记载：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余岁月□迁居，宅兆窀穸，唯永与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阳。东眺铜爵，睹宫观之佳蔑；西瞰高陵，见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去世，到北齐时与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

第三块是唐代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简称《柏道墓志》）载：“君讳道字元一，魏郡人也……粤以其载（天宝五年）岁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与其夫人孙氏）合葬于邺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

补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2-10 刊文《“曹操墓三块古墓志”报道失实》，详见参考资料。

遗骨

墓葬当中男主人年龄与曹操卒年相吻合。

争议

曹操墓发现和确认的消息传出后，在各专业人士之间以及普通百姓之间均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发现和确认曹操墓都是官方和职业考古机构的行为，权威性毋庸置疑；提出质疑的多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等各行业内造诣颇深的专家，质疑的根据也非常确切，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常常提出一些符合逻辑、颇有见地的质疑。

纵观各方的质疑，绝大多数人认可将西高穴大墓的年代定位于东汉末年或曹魏时期，规模比较大，另外墓主人应该和古邺城密切相关。以上三点争议不大。但是约有超过80%的质疑者不认可墓主是曹操。争议主要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业之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考古学家并不负有判定墓主人的职责，对于考古材料，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并不能就此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如“魏武王”三个字涉及复杂的礼制、语境等诸多问题，如何解读是一个历史学课题，判断墓主人不是一个考古学问题，考古学者应该尽快公布所有材料供学术界研究，而不是自己径直下结论。其他如古文学、古文字学、金石学等各学科的专家都曾就本人研究的专业方向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质疑。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非考古专业人员的质疑缺乏专业性，外行充专家，学术问题娱乐化。

地域之争

1、河南方面的人士认为现在的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确信无疑；

2、河北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等表示西高穴大墓认定为曹操墓依据不足难以服众，且方位不合帝王陵墓的传统，真正的曹操墓应当在距离现在西高穴大墓不远的河北境内（漳河对岸偏西偏北的山地中）。这种意见属于河北方面的主流意见。

3、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曹操墓可能在西高穴村东南方向的亮马岗村（古称野马岗）一带。

4、河北邯郸民间学者张立刚（网名“山尖子”）认为曹操墓在河北邯郸磁县的索井村，他并提出了曹操墓应当是由曹操墓、陪葬墓等若干大墓组成墓群。具体请见参考资料中的“曹操西陵研究”博客。这种意见比较旁门，支持的人比较少，突出之处是如果曹操墓真的在这里，那么其“风水”位置是比较理想的。

5、另外安徽亳州方面认为亳州有公认的曹操家族墓，并且已经成功发掘出曹操女儿曹宪和曹操父亲、祖父及其他族人的墓葬，由此判断曹操墓也有可能在安徽亳州。 

证据之争

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这些证据我觉得都不是第一手证据，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但考古专家孙新民指出，同类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中有七块为科学发掘出土，只有一块是从盗墓分子手中追缴而来。

位置之争

1、目前判定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文献记载与邺城西门豹祠、铜雀台以及后来发现的鲁潜墓志等的相对位置是重要依据。然而历史上邺城、西门豹祠等位置多次变动，西门豹祠甚至先后有十多个位置，鲁潜墓志并非从墓中取出，确切来源无法确定，因此以此为依据确定曹操墓显得依据不足。另外假定由鲁潜墓志标明的相对位置找到曹操墓，反过来应当是根据

曹操墓也能找到鲁潜墓，但是至今在相应的位置并没有找到鲁潜墓。

2、目前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同一陵园之内只有两座墓葬，中轴线在两座墓葬之间，两墓葬一南一北对称分布，相距30米，朝向一致坐西向东。《三国志》卷1《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曾就自己陵园的规划建设，下达过如下指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由此可见，就曹操亲口安排的自己陵园规划而言，他本人是独自居于先王所在的主位，位置在最为尊崇的顶端，左、右两侧不能有其他墓葬与之并肩等列；陪葬的诸侯、大臣，则以功勋地位的高低，在自己前方的左、右两边依次排列，左为尊位，右为卑位。显然，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和曹操本人的规定以及当时的礼仪都有很大差别。此外，曹操要求王公大臣在自己陵墓附近陪葬，也就是说曹操墓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墓群，但目前经过详细探测，陵园内只有两座墓。

3、都城与陵区方位的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两汉帝陵、已知魏陵、西晋帝陵都是如此，汉献帝的禅陵也在山阳城西北，按洛阳方位算是东北，没有例外。西南在八卦中属于坤位，建造上常常是造厕所的方位。西高穴2号墓，东西向而偏南，不是如想象中偏向东北，接受铜雀台上典礼的祭拜。因此这个墓认定为曹操墓，此处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4、曹操后代如曹丕等的有关文档，多次显示曹操墓在“阿”、“冈”的字眼，也就是与“山”密切相关。然而西高穴大墓却在平原上，附近并没有什么山。

墓主之争

1、曹操高陵考古队队长潘伟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等认为，西高穴大墓墓主就是曹操。

2、著名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徐苹芳（已故）：西高穴大墓绝不可能是曹操墓，因为西高穴２号墓的形制与曹休墓是一个级别的，也就是侯这一级的，而不是王或帝王级的。西高穴大墓当然也是有考古价值的，但定性应当是东汉末年的大墓。而曹操墓之所以被质疑，并不存在外行内行之说，而是证据不可靠。

3、魏晋南北朝文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有关方面公布的“曹操墓在安阳”证据并非第一手材料，都不是很有力的证明。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不能否认西高穴墓墓主认定的其他可能。

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方北辰，从礼制研究入手认为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墓，并从陪葬物品、墓的形制、方位、规格以及墓主骨骼年龄等方面分析，西高穴大墓二号墓墓主是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曹冲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一号墓墓主是曹奂（曹宇的儿子并未入葬是空墓）。

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南北朝史博士张国安认为，从位置、陪葬物品、墓的形制结合历史记载判断，西高穴大墓的墓主是曹奂。 

6、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江苏省考古学会会员倪方六：能认定墓主的东西，都具有惟一指向性，即所谓“铁证”。现在西高穴墓葬中出土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惟一”的，都可以作出

高陵（曹操墓）

完全相反的解释。比如“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这是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关键东西，但恰恰是这件东西透露出，墓主一定不是“魏武王”本人。常理而论，“魏武王”是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写上名字再随葬的。曹操更不会，他惟恐别人找到他的墓。

7、另外，西安市委党校历史教授、三国史研究专家胡觉照认为安阳“曹操墓”实则五胡十六国时期军阀姚襄墓穴。

8、从事历史研究三十余年、著有专著《曹操墓研究》的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刘心长说：“曹操墓不是孤墓而是群墓，如果这座墓不能确证为曹操墓，而是陪葬墓的话，极有可能是曹操最亲信的大将夏侯惇的墓。”

9、四川一位古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钱玉趾认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曹魏时期名臣常林的墓葬。

10、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徐光冀先生认为，此墓很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

称呼之辩

历史上除了曹操外，十六国时期冉闵，姚襄等也都有“魏武王”的称号。而考古单位对八件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却只是指向曹操，其做法也受到一些民众的质疑；有学者怀疑，曹操葬礼由曹丕主持，时曹丕继为魏王，应不会直称父亲为“魏武王”，而只称作“武王”；就算要使用全名，也应该用“汉魏武王”而不是“魏武王”；学者以此判断发现之陵墓不为曹操墓。

遗骨之惑

河南发掘点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另外文献记载曹操墓中有迁葬来的曹冲遗骨，但是实际考古发现也与此不符。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同时期的帝王墓，王后都是在墓主的东南方向另起一墓，如果这个曹操墓的东南方向附近没有发现卞皇后墓，则可以肯定不是曹操墓。

玺印之疑

根据《晋书·礼志》，曹丕于曹操墓的墓道筑了一个石室，放了金玺。河南发掘点不但没有金玺，连藏玺的石室都没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曹操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曹丕连金玺都不敢放进墓室，河南发掘点却出土了金银珠玉，证明此墓并非曹操墓。

此外根据已公布的此墓考古报告，墓内发现一铜质印章，上边的篆体文字经古文字学者考证为“奂”字，印章的质地以及上边的文字都与曹操的身份不符。

造假之嫌

学者闫沛东向媒体明确指出曹操墓考古队队长参与造假，因为考古队获得安阳方面230万元挖掘资金后挖出空墓难以向对方交差。对此，曹操墓地考古队队长、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切等闫沛东公布证据后再作答复。但闫沛东在2011年12月被河北警方确认为逃犯，真实姓名为胡泽军。

千古之谜

曹操墓本不是谜，但从宋代起就无人知道曹操墓所在，并有了设七十二疑冢的传说，经过《三国演义》等的宣扬，曹操墓就成了个妇孺皆知的千古之谜。

针对出土石牌刻铭等文字材料年代与真伪问题，刘庆柱回应说，“你说那字胖点瘦点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家古文字学家（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说是。而且新和旧不是按一件东西，我们是按一个组合整体。这墓不是假的吧？不是新的吧？你再新它也是1800年前的吧？你不能因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绸衣服好，你就说他怎么能是2000多年前的呢？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宝剑，现在还可以把头发割断，有些人说它肯定是假的，那么多年怎么还能割断头发呢？”[1]

曹操对自己的丧葬有明确“说法”，他死前一年多《终令》称“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临终前《遗令》中更是明确了要穿着平时衣服入葬，不要珠宝陪葬。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有文描述葬礼和入殓的情况，交待了葬在邺城之西，晋代文人陆机、陆云作品中也有关于曹操丧葬情况的介绍。史书中司马懿、贾逵等人的传记里有他们护送曹操灵柩到邺城入葬的记载。如曹操设疑冢的话，那他就是在留给后人的许多史料上都作了假，不仅在生前，改朝换代后还有 人出力，且随后的几百年无人发现，这有些荒诞。

史料显示，由于丧葬从简，过了没几年，曹操墓上的祭殿就毁坏了。没有随葬金玉器物，也不为盗墓者所重视，再加上没有封土建陵，没有植树，几个朝代之后，曹操墓所在便无人知晓了。到唐代人们对曹操墓的位置还没有什么疑问，唐太宗李世民曾为曹操墓作祭文，但从北宋开始，虽然曹操墓位置在史书上有记载，但 现实之中没有人知道曹操墓的所在。也是从北宋开始，曹操被定型为奸雄，其墓址不详也成了他奸诈的一个证明。邺城以西有北朝墓群，被传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称，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渲染了曹操的奸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曹操冢》点出曹操墓可能在其设的七十二疑冢之外，更显示出其诡诈。随着这些杰作的流传，曹操墓之谜就更加引人注目，也更加扑朔迷离了。

临时展馆

河南省安阳县政府透露，曹操高陵临时展馆于2010年9月初对外开放。

据安阳县县长徐慧前介绍，临时展馆规划面积787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参观环廊规划设计全长291米。现已整理展板文字20余万字，资料图片500余幅。展馆内部平面分区设计、参观通道内宣传介绍展板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曹操高陵临时展馆建成后将具备游览接待、放映展示、会务办公等多种功能。

据悉，安阳县还将修筑一条从107国道经安丰乡政府至曹操高陵的快速通道，该通道全长9.66公里，设计路基宽15米，路面宽13.5米，总投资6100万元。安阳县正积极尝试市场化运作，建立资金筹措平台，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曹操高陵保护、利用工作。

同时，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说：“由于被盗、破坏情况十分严重，揭开曹操高陵的诸多谜团还需要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对出土文物的认真研究、梳理。

历史评价

简办的丧事，被视为耗资巨大的骗局；移风易俗的改革，成了奸诈的证明。但史料终究未被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淹没，曹操墓千百年来的遭际，显示出史实的无奈与顽强，见证了在人言、道德、时间重压下，历史真实之“轻”与“重”。

曹操的墓葬，在史料中没有多少疑问。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曹操葬于高陵的记载，元人胡三省注中还指出高陵位置。但在众口相传的民间舆论面前，史料显得苍白无力。在曹操墓之谜的众多说法中，七十二疑冢之说流传最广，曹操确实葬在这一地区，且当地是有众多古墓，但这属北朝墓群，葬有北魏皇帝元善见、 北齐兰陵王等人，这些人在历史上并非默默无闻，弄清究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就是这不难廓清的流言却在千百年里广泛地传播。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志》是其所本，平添了原书中没有的内容，显然是有意为之。曹操做了许多大事，在其当世就对之褒贬不一，宋以后曹操开始被视为奸雄，愈应符《曹操疑冢》诗写道：“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中，曹操成了“反面人物”的代表。这种情况下，有关曹操的史实受道德评判左右，就不难理解了。

发现意义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公元218年（建安二十三年）6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信的。高陵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标准的年代标尺。

曹操墓当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一件大好事，表明了学术界、考古界对曹操墓的重视，对曹操本人研究的重视，必将推动曹操本人和相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产生一批相应的研究成果。[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