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疚的概念

道德情绪一直是情绪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疚情绪，亦成为心理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内疚是指个体做了错事（违反了道德准则），或自己确实伤害或意图伤害他人，或与伤害事件有关联（即使什么也没做或被认可不必对伤害事件负责任）而产生的情绪体验，即违背了社会公认的或个人认同的道德规范，是在移情的基础上个体良心的反省，是个体对行为负有责任的、指向自身的一种负性体验。结合Izard的情绪分化理论，内疚情绪包括悔恨、自责、焦虑、痛苦等情绪成分。内疚(guilt)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和社会化的道德情感，在塑造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内疚是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产生的道德情绪，因而又被称为自我意识的道德情绪，会影响后续的行为，是道德的“晴雨表”。

内疚负面作用

以往心理学家和病理学家一直将内疚作为负性情绪来研究，尤其侧重于认为内疚是一种有害的负性情绪，因为研究发现内疚与神经症、焦虑、抑郁、强迫症、饮食障碍、反社会人格障碍等关系密切。体验到内疚情绪后不仅会对心理产生消极影响，也会影响消极行为及其频率。例如，研究者发现，相比于高内疚倾向个体，低内疚倾向的个体更多实施有害组织的反生产行为，会表现出更多的撒谎和不诚实行为，也有更多的未买门票或未经允许进入电影院、音乐会、公园、运动场等行为。人们在违反准则后期望受到惩罚以赎罪，而当没有外界实施惩罚时内疚者会进行自我身体惩罚，以减轻内疚感。如Inbar研究发现了“道德受虐狂”现象———那些回忆令自己内疚的事件（相比于回忆悲伤、中性事件）的被试选择给自己实施电击，并且内疚情绪越强烈，选择给自己的电击强度越强。因而当人们体验到内疚而迫切想要赎罪时，可能会采取不恰当的、甚至是严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减轻内心的负担。

内疚的适应性

内疚促进道德品格发展

作为道德情绪的内疚是道德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个体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之间有着核心的调节作用，促进道德品格发展，增加更多的道德决策。例如，在Tangney的研究中发现，相比于被要求回忆令自己羞耻的事件的被试，那些被要求回忆令自己内疚的事件的被试在后续考察与他人的合作意愿的任务中，会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愿望和决定。除了促进道德品格和行为的发展，内疚还能阻止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内疚的伦理作用之一是使人们意识到某些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早在1759年，Smith认为内疚情绪会对判断发挥巨大影响，劝说人们采取行动之前理性思考。因此，为了避免体验内疚情绪及承担内疚带来的消极后果，高内疚倾向的人们除了较少利用撒谎的方式来获得资源（金钱），在商务谈判及决策中和自我报告绩效的任务中也表现得更诚实，或在日常生活中更少做不道德的决定。

内疚提升人际关系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而言，内疚首先关注的是他人的幸福，如他人的灾难体验、对他人的感觉或需求敏感以及分享，与利他的能力有关。因此，内疚情绪对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为了防止内疚，人们就会努力遵循道德信念和准则，让自己成为团体的一个可靠的成员，增加人际接受度。不管是表达歉意寻求原谅，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还是防微杜渐，这些都起到了修缮人际关系的作用，继而可以保持和提升重要的人际关系。

内疚增加亲社会行为

内疚情绪会影响到人们的诸多行为，如诱发内疚会强化自我对冒险的乐观估计以及增加个体去进行冒险行为的可能性，或促使人们更多进行清洁行为，选择食用更健康食物。但众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与内疚情绪最为相关的是亲社会意愿或行为。

从进化角度看，内疚基于关怀/伤害系统进化而来，利他主义是内疚的重要功效，这一点得到了Joyce和Prinz的一致认同，并且Prinz以更发展的视角表明了内疚的进化发展优势。另外，内疚指向的是行为（我做了可恶的事），与具体事件相关，会促使内疚个体使用问题聚焦解决策略，有关怀或弥补行为的动机，对探索行为和动机活动有增强作用，故具适应性。具体而言，某个个体因伤害他人而体会到的内疚情绪，会促使他向外聚焦，反思的是这件具体的事情及其对事情的责任（而不是指向整体自我评价———我是一个可恶的人），这样有利于个体将注意力聚焦于防止下一次犯错或寻求弥补方法（更少可能聚焦于伤害自身）并实施弥补行为，来减轻这件具体的事情产生的心理负担，因而增加个体生存适应性及其优势。

内疚神经机制

移情实施需要一个包括脑岛和眼窝前额皮质（OFC）、顶下小叶（IPL）的复杂的神经区域。内疚与移情较为相近，对他人疼痛的移情，是内疚感的一个重要功能，主要与左前脑岛（AI）的激活相关，即强调了AI。而Seishu Nakagawa等人的最新研究结果却强调了后脑岛（PI）的作用，指出内疚感的神经网络比较广泛，涉及整个脑区，脑岛、顶下小叶（IPL）、杏仁核、扣带回（SCC）、腹正中前额皮质（PFC）都是内疚的认知必不可少的，同时还包括颞上沟、杏仁核、膝下扣带回（SCC）。另外，临床研究者在反社会紊乱的病人身上做内疚相关的结构性研究，结果发现OFC与vmPFC似乎对内疚感起到关键作用。脑岛、顶下小叶、杏仁核、扣带回等神经结构的健康，是人们能够移情的重要前提，而移情、换位思考是社会合作互动、助人利他领域不可或缺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