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明朝四大奇案是指中国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妖书案的总称。而魏忠贤利用这些事件借机打击东林党。[1]

妖书案

第一次

第一次“妖书案”便是在这期间发生的。

万历十八年（1590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宦官陈矩（后来执掌东厂，参与审理第二次“妖书案”）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买了一本带回宫中。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东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

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皇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即所谓的“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戴士衡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死于廉州。

明光宗即位后，起用樊玉衡为南京刑部主事，不过为樊玉衡推辞。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在正式讲第二次“妖书案”前，先继续讲“国本之争”。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皇后所生之子称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指儿子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这位福王，就是后来在明末被农民起义军杀死的那位。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第二次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早，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赓收到了这份传单似的东西，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如同重磅炸弹，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以此书“词极诡妄”，故皆称其为“妖书”。

明神宗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东厂、锦衣卫以及五城巡捕衙门立即搜捕，“务得造书主名”，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说二人是郑贵妃的帮凶。这二人大惊失色，除了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外，为了避嫌，不得不带罪在家。沈一贯老谋深算，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便指使给事中钱梦皋上疏，诬陷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和另外一名内阁大学士沈鲤与“妖书案”有关。

之所以要诬陷沈鲤，除了因为沈鲤与沈一贯一直不和外，还因为当时内阁只有三人——首辅沈一贯、次辅朱赓，以及沈鲤，沈一贯和朱赓均被“妖书”点名，只有沈鲤一个人榜上无名，独自主持内阁工作，自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怀疑他。

而诬陷郭正域，一是因为郭正域之前与沈一贯因为楚太子狱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二是同知胡化上书告发训导阮明卿“造作妖书”，而阮明卿就是给事中钱梦皋的女婿。钱梦皋为了替女婿脱罪，需要找个替罪羊。郭正域不但是沈鲤的门生，而且是胡化的同乡，加上当时已经被罢官，即将离开京师，很有“发泄私愤”的“嫌疑”。

总而言之，沈一贯和钱梦皋联合起来诬陷沈鲤和郭正域，不过是挟嫌报复，但却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郭正域正要离开京师时被捕。巡城御史康丕扬在搜查沈鲤住宅时，又牵扯出名僧达观（即著名的紫柏大师）、医生沈令誉和琴士钟澄。康丕扬上疏指出“妖书案”和“楚太子案”两案同源。达观大师紫柏真可因当时要求朝廷停止征收矿税，不停奔走在京师各界，而遭到当权者忌恨，因此亦被趁机牵连。达观和沈令誉都受到了严刑拷打，达观更是被拷打而诬以罪，自狱中归后，沐浴端坐圆寂，而另一位医师沈令誉亦被处以酷刑。但二人都未能如沈一贯所愿，牵扯出郭正域等人。

这里好重点讲一下东厂、锦衣卫和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会审。为了让沈令誉服罪，事先做了不少布置。沈令誉奶妈的女儿只有十岁，也被叫到大堂作证。东厂提督陈矩（之前带吕坤《闺范图说》入宫的那位）问那小女孩：看到印刷妖书的印版有几块。那小女孩说：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忍不住大笑。《续忧危竑议》只有短短三百来字，顶多也就两张纸，哪来的一屋子印版。沈令誉的冤屈显而易见，由此对郭正域和沈鲤的诬陷自然也不能成立。

这个时候，有些人纷纷出来检举揭发，锦衣卫都督王之祯等四人揭发同僚周嘉庆与妖书有关，但不久就查明纯属诬告。案情越来越复杂。原告胡化承认自己诬告阮明卿写妖书。史载：“数日间，锒铛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参与审讯的官员得到沈一贯暗示，想逼迫之前诬陷钱梦皋女婿阮明卿的胡化承认郭正域是妖书的主谋。胡化却不肯附和，说：“（阮）明卿，我仇也，故讦之。（郭）正域举进士二十年不通问，何由同作妖书？”

因为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这话相当有深意，诸人闻之皆惧。为了营救老师，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会轻易开罪太子。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显而易见地是场大冤狱。后来正是由于陈矩的鼎力相助，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针对郭正域的审讯一连进行了五天，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震怒，下诏责问会审众官，众官惶惶不安。东厂、锦衣卫，包括京营巡捕，压力都相当大，京师人人自危，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整整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生彩，皦生彩揭发兄长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门以“刊刻打诈”为生。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皦生光还胆大包天地借“国本之争”讹诈过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曾经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不懂，便刊刻了诗集。皦生光立即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悖逆语。包继志情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皦生光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之前的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本来就可以结案了，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尽管所有人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一文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对没有这样的能耐。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皦生光死后，离奇的第二次“妖书案”就此不了了之，“妖书”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之后，楚王朱华奎以助工为由，向朝廷贡献万两白银。运送途中，在汉阳被不满朝廷处理方式的楚国宗室朱蕴钤纠集数百人劫走。地方通判等官当场拘捕了带头行劫的宗犯32名，送往狱中。继而楚王宗族群起闹事，突入府院，想要夺回银两和被捕的宗人。副使周应治（鄞县人，任广东参政时在惠州建“天泉书院”，见叶梦熊《天泉书院记》）等无法约束，甚至被殴，只得匿身民间。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赵可怀，本熟悉楚藩情况，因之前办理“伪楚王”案中顺沈一贯意，宗藩恨赵可怀不公，赵可怀提讯要犯时，被朱蕴钤和朱蕴訇挣断刑枷，当场打死。万历三十三年四月，朱蕴钤与朱蕴訇解送湖广承天府处死，朱华堆等三人自杀，朱华焦、朱蕴钫等被幽禁，史称“劫杠案”。

过了一段时间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其实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是明朝历史上杰出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明神宗看见，大为赏识，赵士桢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鸿胪寺有点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按等级供给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皦生光被杀后，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他已经精神错乱，甚至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始终没有人知道。“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险恶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

妖书案后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明末三案”，事实上都是东林党争的延续。

梃击案

在中国历代皇朝的礼制中，皇帝立皇后所生之嫡长子为太子，而皇后无所出时，则以年长者为太子。虽然明朝数代皇帝经过特别情况而被立为帝(明成祖起兵篡夺侄儿惠帝的帝位，明代宗景泰帝因明英宗被俘而被大臣拥立，明世宗因明武宗无子而入继大统。)，但明朝亦仍然依袭这套礼制。

明神宗万历帝在位期间，由于王皇后无子，故朝臣主张立年长子为太子，皇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年出生，是神宗宫女所出。皇三子福王朱常洵，万历十四年出生，是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之子，神宗希望福王为太子，郑贵妃亦不断向神宗进言。但朝臣坚持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皇太后李氏，皇后王氏也支持立朱常洛。

最初神宗不断拖延，弄至皇长子十岁时，因为储位未定，不能就学读书。神宗虽然处分一些支持皇长子的大臣，但东林党也支持皇长子，使支持皇长子为太子的声势更大。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二十岁，神宗在无法拖延下终于策立常洛为皇太子，常洵为福王，封地为洛阳。

国本之争，演变成皇帝与士绅大臣的势力之争。结果，郑贵妃忍无可忍，终於爆发明朝立国以来最严重宫廷仇杀事件——梃击案。

爆发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张差。

转折

经过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寀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

原来张差靠砍柴与打猎为生，在一个月前，张差在济州卖完货後，赌钱输了，结果遇上一位太监，太监说可以带他赚钱，张差随这位太监入京，见到另外一位老太监，老太监供与酒肉。几天後，老太监带他进紫禁城。老太监交木棒给张差，又给酒张差饮。带他到慈庆宫，著他进宫後见人即打，尤其见到穿黄袍者(是太子朱常洛)。这是奸人，要把他打死。老太监言明，如打死穿黄袍者，重重有赏，如被人捉住，他会救张差。

张差的供言，结果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

结局

朝臣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想要谋害太子，王志、何士晋、张问达奏疏谴责外戚郑国泰“专擅”；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朱翊钧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最後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张差临死前曾说：“同谋做事，事败，独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问。”（据《先拨志始》）。不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前後五次会审庞保、刘成两人，由于人证消失，庞、刘二犯有恃无恐，矢口否认涉案。六月一日，明神宗密令太监将庞保、刘成处死，全案遂无从查起。

红丸案

病急乱投医

本来泰昌帝以为新君继位，会有一番作为，不想登基大典后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日，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万寿节，也取消了庆典。

内阁首辅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对于方从哲替他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方从哲刚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泰昌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泰昌帝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泰昌帝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泰昌帝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泰昌帝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泰昌帝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方从哲说道：“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泰昌帝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泰昌帝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泰昌帝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帝的爷爷嘉靖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泰昌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泰昌帝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回光返照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泰昌帝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泰昌帝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泰昌帝一见仙药，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泰昌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泰昌帝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泰昌帝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泰昌帝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泰昌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泰昌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泰昌帝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一命归天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泰昌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离开了京城。

泰昌帝的猝逝，使得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指此一事件与多年前的“梃击案”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光宗其人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移宫案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驾崩，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即位。

挟持太子

泰昌帝即位后，其子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一月后，泰昌帝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与太监李进忠（魏忠贤）密谋挟持朱由校，欲争当皇太后以把持朝政，此举引起朝臣的极力反对。

泰昌帝驾崩当日，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要求哭临泰昌帝，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但受到李选侍的阻拦。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杨涟、刘一燝等见到朱由校即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决定以本月六日（1620年九月初六）举行登基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诸大臣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目的落空，又提出凡大臣章奏，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朝臣们强烈反对。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居哕鸾宫，遭李选侍拒绝。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然后令朱由校即位，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

移出乾清宫

朱由校御乾清宫登基大典日期迫近。至初五日，李选侍尚未有移宫之意，并传闻还要继续延期移出乾清宫。内阁诸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李选侍移出。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李选侍万般无奈，怀抱所生八公主，仓促离开乾清宫，移居仁寿宫内的哕鸾宫。九月六日，朱由校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史称天启帝。至此，李选侍争当皇太后、把持朝政的企图终成画饼。

李选侍虽已“移宫”，但斗争并未结束。“移宫”数日，哕鸾宫失火，经奋力抢救，才将李选侍母女救出。反对移宫的官员散发谣言：选侍投缳，其女投井，并说“皇八妹入井谁怜，未亡人雉经莫诉”，指责朱由校违背孝悌之道。朱由校在杨涟等人的支持下批驳了这些谣传，指出“朕令停选侍封号，以慰圣母在天之灵。厚养选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尔诸臣可以仰体朕心矣”。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