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1]

塞缪尔·亨廷顿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其在学术方面的才华，他16岁进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就提前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直到2007年退休。亨廷顿在哈佛的那班同学精英荟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著名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均是其同班同学。而他最知名的学生包括创造了“历史的终结”这一日常词汇的著名学者福山，现为《新闻周刊》著名评论家的扎卡里亚等。

生平

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国际政治理论家。十六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后旋即因“成绩特优”毕业，后赴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1951 年年仅二十三岁的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生前任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言人与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在马萨诸塞州逝世，享年81岁。美国哈佛大学2008年12月26日发布亨廷顿逝世的公告。随着《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流行和之后9·11的发生，亨廷顿几乎和“文明的冲突”一词画等号。政治学家并不是政治家，他们通常很少有机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内。但塞缪尔·亨廷顿却是个例外，他创造出的词汇例如“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也总是令人无法忽视。他已经不仅仅被视为一位政治学家了，而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影响之大，使得他的辞世也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

学术着作

1957年，年仅30岁的亨廷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着作《士兵与国家》。《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书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部着作令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法西斯口号，二战的记忆在那时还很清晰。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的非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亨廷顿于1958年没能与哈佛大学签订续聘书，他只好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和他一起出走到纽约的还有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但4年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学界的明日之星，邀请两人重回哈佛。最后布热津斯基扎根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从某种程度上说，争议、愤怒甚至蔑视，这些代表了亨廷顿思想理论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勉强地接受。

主要着作

亨廷顿在国际政治方面着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该书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其要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所谓强大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府参与和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在这本书中卓越的理论贡献使得该书成为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经典之作。

亨廷顿生前参与编写了17本书，大部分是关于美国政府、民主进程、军事政治和政治发展。此外，他还撰写了90多篇学术论文。在亨廷顿的着作中，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最为著名，已经被翻译成39种文字出版。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辩论和争议，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

1991 年，亨廷顿出版了《第三波：20 世纪末民主化浪潮》，探讨了在他看来是 20 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的状况，即发生在1974 —1990 年期间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亨廷顿指出，从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大约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他认为，在第三波之后20年的今天，民主化的条件远比以前有利得多，西方自由民族国家的各国政府在促进全球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共产国际已经寿终正寝，如今该是建立民主国际的时候了。1996 年，亨廷顿出版了《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除上述着作外，亨廷顿的主要着作还有《难以抉择》、《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美国政治》、《现代社会中的权威政治》、《民主的危机》等。

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他在书中提出，墨西哥移民等大量涌入美国，威胁着美国的传统认同感和民族团结，再度引发争议。此外，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等着作也有较大影响。

进入政界

1967年后，年轻的亨廷顿进入政界，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他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亨廷顿一方面支持政府击败北越的总目标，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报告之后发表在1968年7月的《外交》季刊上，当时激进的哈佛学生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国际事务中心，有人还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作为官员的亨廷顿对越南战争的看法背后，其实隐藏着他逐步形成的对当时整个世界政治大潮的一个总体看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因此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成了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当今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

“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他说。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他认为美国如果要在国际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么首要的事情应该是让自己站在道义的上风，从而削弱对手，而不应当承担从内部改造不发达社会的义务。

之后，在卡特总统任期内，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就出自亨廷顿的谋划。此外，他还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对美苏关系作了总体性地评估，虽然当时苏联扩张的态势咄咄逼人，但是他俩大胆预言，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必定赢得冷战。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发展军事力量，并且在波斯湾地区部署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政府的最后两年以及整个里根政府的八年期间，这些建议都变成了现实。

卡特下台之后，亨廷顿重回哈佛，在《美国政治：不和谐的希望》一书中，亨廷顿问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年代的人们都循规蹈矩，而某一代人却会变得如此叛逆?亨廷顿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一个“信念激情期”，而且每隔几代人就要发作一回。亨廷顿把这种观念称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构成了美国国民性的重要方面。正是这种强调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的“美国信念”，才是美国与旧大陆、与它先前的母国英国的根本不同之处。亨廷顿写道：“批评者们说美国是一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与它的理想相差如此悬殊。他们错了，美国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失望。但之所以是一个失望，正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希望。”

低调学者

尽管他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政界和媒体争论的焦点，但亨廷顿本人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着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此外，他还曾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亨廷顿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是朋友眼中的亨廷顿，这几个词与理论着作中的塞缪尔·亨廷顿大相径庭，无论是《文明的冲突》、《我们是谁》还是《第三波》、《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他书中显露出的思想犀利、咄咄逼人，总是试图挑战我们对这个时代社会政治的常识，或者说他总是偏离学术“政治正确”的长队。 亨廷顿是矛盾的复合体。

在政治思想上，他有一颗自由主义的心，却用保守主义的大脑思考；他被称为“美国右翼思想家”，其本人却是民主党的终身党员。1957年，亨廷顿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中说：“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宣扬个人主义、自由市场、法治的意识形态，而古典保守主义是一种维护自由制度生存的理性。真正的保守主义在于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应到国外四处讨伐或在国内引起激变。亨廷顿与美国那些真正右翼思想家其实相去甚远。

亨廷顿最为震撼世界的着作无疑是《文明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他又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话：“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亨廷顿本人也承认国家仍然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他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至于文明冲突的范式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及两伊战争这类重大事件的指责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明的冲突”这个范式并不是用来解释古往今来一切国际问题的总体性理论。亨廷顿提出的只是一种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有人说《文明的冲突》预言了此后的“9·11”，这样的赞誉对亨廷顿本人来说是一个尴尬的话题。“9·11”后，亨廷顿罕见地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指出当今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的冲突。但他在书中也曾说道，“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这可能是当时他处于“政治正确”压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我依然坚持我的论点。”2007年，亨廷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文化的冲突与联系，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不仅是一个简单角色而是一个重要角色。”

其他相关

很不幸地，他身后的名声主要与“文明冲突论”联系在一起——在被谈及时，他已被简化为“提出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亨廷顿”。政治思想家的名字往往会与他提出的最为人所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种简化的努力在便于记忆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却掩盖了他们更为复杂深刻的思想。而“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后，给他带来的与其说是学术声誉，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争议甚至责难。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在其1968年发表的名着《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他警告说“国家之间政治上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在此他甚至坦率地承认：对处于现代化过渡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民主与否，要紧的倒是建立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换言之，关键不在限制权威，倒是建立权威。当然在他本人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统一于一颗固守现实政治的大脑之中。

亨廷顿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以“腼腆”、“学究气”着称，但在论战中他总是言辞犀利，锋芒直指，虽然观点经常刺激大众的神经，他的立场却从不退缩。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时他的观点已颇受争议，三年后他非但不后撤，反而以洋洋洒洒四百页的篇幅更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此书的问世可说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快译成39种文字，引发一种“榴莲效应”——喜欢者很赞赏，而厌恶者对其抨击反对之多，几乎可以用“围剿”来形容。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

在政治领域作出预言是一件艰难的事，因为其中经常存在相互矛盾的趋向。1830年以来，国际政治中延续最久的两种的政治理论就基于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合作，另一种则强调竞争。客观地说，反对“文明冲突论”的人大多数并非反驳其论点本身，而是觉得亨廷顿的立场不够“政治正确”——在一个提倡国际合作的乐观前景中，这个危险人物竟公然泼冷水。这种争论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思潮：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继承自西欧的历史主义思潮；而他的反对者则愿意相信文化的普世性。这两种思潮已交锋二百年之久，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平息。

既然他如此看重文化及认同的特殊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写《我们是谁》了——这本2004年出版的新着再次挑战美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称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忧虑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合众为一”，这个“大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在这些观点中，无不可以看到一个基于现实政治原则的保守思维的身影。亨廷顿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也都是这一类绝对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虽然很多人批评亨廷顿作出了一个危险的预言，但他声明自己仅仅是想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惕，进而促进文明之间的对话——他宁可要一个建筑在悲观之上的乐观，也不要一个在他看来忽视潜在差异和危险的盲目乐观。

“未来十年全球政治焦点是文化”

2006年10月，亨廷顿接受了《伊斯兰》杂志专访。

《伊斯兰》杂志：您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认为“现代全球的政治，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这一理论在“9·11”之后被人们一再提起。如今，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往往被看成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对抗”，您认为用您的理论来说明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对抗恰当吗？

亨廷顿：有观点认为，未来十年国家间关系将更倾向于反省文化责任，他们的文化联结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对抗。我书中对文化冲突的论证是对这种观点的回应。很明显，权力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但在权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18世纪，欧洲的君主政体对抗着首先在美国后来在法国出现的共和政体。19世纪，不少民族与人民开始尝试定义自身的民族主义，以及创立体现他们民族性的国家。20世纪，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等，自由民主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已经被接受。那么未来十年全球政治关系的焦点会是什么呢？我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国家间会加强合作，尤其是当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时，这在欧洲会表现最突出。我认为，政治很大程度上会被文化相似性与对抗性所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