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吴有性(1582年—1644年)，字又可，汉族，江苏吴县东山人。明末清初传染病学家。1642年，大明崇祯15年，全国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毫无效果。吴又可亲历了每次疫情，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了全新的《温疫论》一书，开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他以毕生的治疫经验和体会，大胆提出“疠气”致病之学说，在世界医传染病学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因此赢得后人的广泛尊重。

在闯军侵袭、瘟疫横行的背景下，明朝举国陷入混乱恐慌之中，百姓民不聊生。吴氏生活时代正值明末战乱，饥荒流行，致使疫病流行。1644年清军入关，清廷为巩固统治，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吴又可因拒绝剃发而被处死，妻子携子投河殉情。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国。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

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

吴有性在该书中所列瘟疫病种有发颐、大头瘟、虾膜瘟、瓜瓤瘟、疙瘩瘟，以及疟疾、痢疾等急性传染病，他明确指出这些病都不是六淫之邪所致，而是四时不正之气所为。其症状与伤寒相似而实际迥异，古书从未分别，吴氏一一加以分辨论述阐明，并论著制方。其中著名的剂方有达原饮、三消饮等，示人以疏利分消之法。在治疗上，他提出了一整套祛邪达原理论，临床治疗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他的“疠气”之说，首先肯定它是一种物质，“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从而否定了疫病之由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旧观点。他还指出疠气是多种多样的，有特适性的，更有偏中性的。在当时医疗条件下，吴有性能有如此科学见解，实属难能可贵。

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该志卷26《祥异二》称：“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贵石至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三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旁，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五月十四日，县西南境大雨雹。嗣后淫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设局施药，得疗者半。”

关于当年大疫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的一则记载得到佐证：“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玉锡独毅然直入，曰：‘师弟谓何忍坐视耶？’乃率数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殓之，止有一襁褓子几死，略有微息，亲抱出乳药得生……”。

面对史无前例的灾荒，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协助官府设局诊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为瘟疫爆发实在面广量大——“比户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长的伤寒，因而还是出现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结局。但是吴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不断的临床诊疗中摸索最有效的处方，于是就有了《瘟疫论》的诞生。

《大明劫》吴有性

主要作品

《瘟疫论》

主要影响

揭示瘟疫病原

根据其发病突然，具有流行性的特点，指出这是由于天地间存在着—种异气，又称作厉气、疫疠之气所致。他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末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厉气所致。厉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疫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总结瘟疫侵犯

总结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温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不同，当是从口鼻而入，其侵犯部位既不在表，也不在里，而是由口鼻侵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此处称为膜原。这里的膜原，是说明温疫之邪在人体之内，外可连于表，内可入于里的特点。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

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邪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邪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吴氏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等。

吴有性

探寻治疗药物

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利气机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岭南瘴气；厚朴亦属疏利气机之品，可以破戾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以使气机疏利，直达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方中又用知母以滋阴，盖温疫之邪性属温热，易伤津液之故。热伤营血，故加芍药以和血，再加黄芩以清燥热之余，用甘草以调和诸药。

药虽七味，却能调畅气机，透达膜原，故为治疗温疫之邪的主方。由于温疫之邪从膜原既可入里，又可出表，故而经常兼见表里症状，吴氏又创立三消饮，以治疗温疫之邪出入表里，表证、里证、半表半里之证兼见者。三消饮即达原饮再加大黄、羌活、葛根、柴胡、生姜、大枣而成。

若温疫之邪已经散漫则又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予以不同治疗。若见脉长而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则说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若邪气透于胸膈，而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若温疫之邪入于里，见有可下之证，就可以使用下法。吴氏十分重视下法的应用，并认为下法的应用范围很广。

吴氏指出，若舌苔由白转黄、黑苔、或舌芒刺、舌裂、舌短、舌硬、舌卷、舌砂苔、唇燥裂、唇焦、唇口起皮、鼻孔如烟煤、口臭、口燥渴、目赤、咽干、呼吸气如喷火、小便红赤或涓滴作痛、大便极臭、扬手掷足、脉沉而数、潮热、善太息、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等四十症，均属可下之证。由于温疫之邪由口鼻而入，先入其里。若里气结滞，使气机闭塞不通，则膜原之邪不能透达，表气亦不能解，故而攻里尤重于解表。

创立温疫学说

创立了温疫学说,领先西方世界200年。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见解，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他的邪气侵犯途径对叶天士的温热学说有一定的启示。其学术思想使温疫学说独立成体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史料记载

《吴县志》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

历史评价

大夫曰：“孤子语孝，躄者语杖，贫者语仁，贱者语治。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故公孙弘布被，倪宽练袍，衣若仆妾，食若庸夫。淮南逆于内，蛮、夷暴于外，盗贼不为禁，奢侈不为节;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2]

人际关系

族人、吴立、吴寿

搭档、叶天士